【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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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六年来,家庭暴力是违法犯罪行为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同,不再被认为是家事、私事。然而,现实中家庭暴力仍频频发生,由此引发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出现。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问题的认识与应对集中于刑法学的角度——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之出罪研究与量刑轻刑化探讨,而很少从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受虐妇女由受害人转变为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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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六年来,家庭暴力是违法犯罪行为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同,不再被认为是家事、私事。然而,现实中家庭暴力仍频频发生,由此引发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出现。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问题的认识与应对集中于刑法学的角度——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之出罪研究与量刑轻刑化探讨,而很少从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受虐妇女由受害人转变为加害人的心理逆变过程,因而难以深刻认识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形成机制,其预防效果势必大打折扣。为了实现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积极预防与有效控制,有必要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形成进行研究。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筛选的2015年3月2日至2020年12月31日法院判决生效的259例案件为本文研究样本,详述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现状及特征。运用挫折攻击理论,抽丝剥茧剖析该类犯罪形成的“挫折源”“环境因素”“犯罪动机”“催化剂”如何作用,并运用社会生态模式构建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预防机制,从而有效遏制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发生。本文第一部分是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概述。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明晰本文研究主体的范围,将经常遭受男性亲密伴侣暴力侵害的妇女定义为受虐妇女,在此基础上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进行界定,并从犯罪主体特定、犯罪对象特定、犯罪形成被动性说明该类犯罪的特殊之处;其次,从子女、家庭、社会三个角度论述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危害性;最后,以犯罪行为人的情绪与行为方式决策为依据,将此类犯罪分为义愤反抗、积怨报复和无助防卫三种类型。本文第二部分详述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概况。本部分采用实证研究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筛选的司法案件为实证研究样本,并运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SPSS)分析收集到的案件,梳理出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案件现状,归纳出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为进一步研究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形成机制提供客观依据。本文第三部分解析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形成机制。从特征入手延伸探讨犯罪形成,发现此类犯罪的犯罪主体受到的挫折,让其极为义愤、怨恨和无助,蓄积了极为巨大的负面情绪,由此滋生了犯罪的结果。此过程与挫折攻击理论主张的犯罪形成模式相契合。因此,本文运用挫折攻击理论解读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形成机制。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挫折源来自于受虐妇女安全、情感、尊重的需求,需要结构的不平衡与环境因素作用,在长期犯因性情绪作用下转化为犯罪动机,因社会支持薄弱而“催化”犯罪;并借助社会生态模式构建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预防机制。本文第四部分是构建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预防机制。在刑事应对方面,通过适当提高虐待罪法定刑对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打击,运用起诉便宜主义对不同类型的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进行起诉裁量,规范适用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进行从宽处罚;以提升受虐妇女自我价值、开展心理疏导和进行异常状况的心理诊断为工作重点,抑制受虐妇女挫折源的产生和阻止“恶逆变”犯罪动机形成,化解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倾向;完善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度、建立家庭暴力危险评估制度,阻却“恶逆变”的环境因素;通过建立完善多部门合作机制、加大社会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家庭支持系统功能来建立良好社会支持系统,抑制“催化剂”因素产生;如此,形成一个具有良性积累循环的犯罪生态防控系统,最终实现对受虐妇女“恶逆变”犯罪的积极预防与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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