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走出去”战略的付诸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增长势头强劲,已由引进外资为主的资本输入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该变化则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冲击增强以及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等一系列挑战,使得国内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强。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的双重背景下,科学评估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走出去”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05-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门槛特征。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拉动母国的就业,但这种创造效应并不是呈线性变化的;(2)从分省市的区域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其中对东部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3)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水平、贸易开放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刚性均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当各省市的这些指标达到或超过某一门槛值时,将引致正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未超过门槛值的省市则会产生就业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对于就业创造效应较为显著的东部地区,应继续坚持“走出去”步伐,利用其自身的区位及经济发展优势,以最大化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水平;而对于就业创造效应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研发费用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使其达到更高的有效促进母国就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