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革”、“移民”，还是其他题材，生存困境往往都是严歌苓小说展开的场域，也是其人物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人性则是其创作一贯的主题和契入点，也是其小说形而上所达到的层面。而所谓人性与生存的关系，正是叙事伦理学所关涉的最内在问题，严歌苓正是在生存与人性的张力场中，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伦理。在她小说的生命世界中，人性有随生存情境催生、变异的一面，亦有其持恒、稳固的一面；变异是生活、生命的常态，这在其道德裁判悬置的叙事伦理中都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而人性持恒的一面，她则以那些具有原始生命力、浑然完整人性的人物和野性、本然的动物为参照，寄寓了一种生命本真回归与现实人性救赎的生命理想。这一叙事伦理和生命理想与其创作个性、生命阅历相关，又是通过其书写者的介入，即叙事的具体操作如视角、结构和语言等的安排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