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污染治理机制研究主要涉及被行政边界所分割的环境公共品如何有效提供及管控等问题。多年来环境经济学主流观点集中于,政府对环境的规制职能应限定于制定环境标准、提供信息平台以及健全法律法规等对市场秩序的基础维护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环境治理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又要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公共政策的实施和改进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影响。正式将我国环境治理主体选择问题及可能带来的不同实施效果纳入研究者和顶层设计者视线中。本文旨在以区域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分析跨界大气污染治理制度设计中最基础要素之一——规制主体的选择问题。文章主体部分首先从大气污染物双向跨界传输过程中的异质性特征出发,将跨界污染变量（即异质性污染物传输系数）纳入损害函数,扩展了经典的两地区环境模型。随后引入博弈分析方法,分别求出合作与非合作条件下最优区域社会福利解,从理论上论证了合作博弈下区域统一治理,即“联防联控”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为构造以区域社会福利值为目标函数的跨界污染协同治理优化方案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放松上述基础模型设定中地方规制主体同质假设,将区域内环境效用、减排成本及发展水平差异等更符合实际的异质性变量纳入模型体系,具体分析区域性跨界污染治理的中央-地方规制主体选择问题。用动态规划法分别对中央统一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的贝尔曼方程求解,得出两种政策下最优时间路径和区域最大化福利净现值。基于异质性地区变量和不同约束条件,分别讨论得出各种可能情形下的最优规制主体选择方案。主要结论为:在凹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下,跨区外溢越多,区域环境效用异质性越大,地区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越大,则中央统一性政策越有效。反之亦反。文章随之梳理和比较了国内外跨界污染的规制实践及内在机制,从跨行政区规制主体和区域统一性政策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方面,定性地证实了前文结论,进一步深化主题。剖析了美国南加利福利亚洲空气污染治理区的发展历史,大区规制主体的具体职能、行政效力、法律保障,以及区域统一性规制机构的组织架构。进一步说明政策的有效性来自于制度的合理性,深化环境治理政策改革主要依赖环境规制制度创新。主权国内跨界污染规制制度的创新从根本上来自于规制主体选择与整合方案。然后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为例,选取环保部2013-2019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AQI）和大气六项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中央-地方两种规制主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制统一性联防联控政策明显降低了京津冀区域环境质量指数和大气六项分类指数,即显著改善了考察期内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与同时期受同种政策冲击的长三角地区比较,京津冀地区政策效果更显著。此外,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各组样本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确保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基本证实了前述章节理论分析的各项结论,即地区差异越大中央统一性政策越有效。接下来的章节对两种规制主体统一性联防联控政策实施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考虑到数据获得性和便于量化分析等因素,本文选取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硫（SO2）的边际减排成本为区域内地方行政区环境治理差异的代理变量。用参数分析法估算出方向距离函数的具体解析式,计算出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内各地方行政区上述两种大气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子价格。根据边际减排成本组内标准差越大则地区差异越大的原则,不论在碳排放边际控制成本还是边际脱硫成本方面,相对长三角区域,京津冀组内地区性差异更大。以上实证结果论证了:组内异质性更大的区域,跨界污染中央统一性治理政策更有效。文章结论的政策启示十分明确。从我国区域发展和环境规制特征来看,跨界污染及环境治理成本的地区差距普遍存在。基于规制主体选择,我国治理跨界污染在组织结构设计上应于国家环保部下设“大区防控司”,内设立法、执法和监测三个主要职能部门,在大区层面统一设计跨界污染治理方案,并主导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地区转移支付、环保金融创新、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建设。立法部门按时编制大气质量管理计划,严格明确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强制性排放标准;执法部门负责审查颁发许可证及对各企事业单位的环保计划和措施执行情况进行监察,并对违规者给予处罚;监测部门负责对大气质量的监测分析并将权威数据向社会公布。三部门共同作用以实现对跨界污染损害的有效控制与追偿。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保护和促进环保技术进步的职能;不断强化环保部宣传教育司现有职能,使其有效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对环境产品的支付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