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以精美独特的“野兽纹”著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类青铜器大量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整理，导致大量珍品流失国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得到了有效的整理和保护，我国学术界对其所做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系统。然而截至目前，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考古学领域，很少有从艺术学与民族学视角所做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便是笔者特别关注并确立本选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缘起，意在探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内涵。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成果、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夏商至两汉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演变、生态环境、经济模式乃至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还原”。结合上述“背景”，分别研究（饰有动物纹造型或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典型特征的）兵器与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乃起源于农耕社会而成熟于游牧社会，它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其中气候“干冷化”使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加剧，间接导致铜刀造型的成熟先于动物纹饰件，而北方地区铜锡矿资源的分布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早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规格与形制。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可分为浮雕与圆雕两类。笔者研究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浮雕主要有五种构成样式：1.表现动物头部或全身侧面特征的、属“原初形态”的单体动物纹样式；2.由单体动物纹沿着虚拟中轴“镜像”生成的轴对称构成样式；3.单体动物纹围绕底端中心点旋转而生成的中心旋转构成样式；4.单体动物纹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生成的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5.借助视知觉的“完形”倾向表现视知觉动力的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由1-4可视为单体向复合纹样的演进过程，体现对装饰意味的追求。第5种是从现实动物咬斗情景中抽取出来的、以“合”的图像表现“分”的力量的构成样式，体现对武力与坚韧意志的崇尚。
　　鄂尔多斯式动物主题圆雕分为双兽组合与群兽组合。双兽组合多对称设置、重心后移、重力前倾营造恭谨肃穆的氛围，用作辕饰或竿头饰妆点仪仗；群兽组合以不同姿态动物造型营造自然生活气息，用作明器服务灵魂。不同的使用功能决定着不同的组合形态与情感表达。
　　对应北方族群的信仰，可以发现动物纹饰件主要作为“神灵”的象征符号而存在，其主题的意义比造型和形式更重要。早期的造型简练而粗犷，代表先民们虔诚信奉的神灵、寄托着生之祈盼，在审美形态上体现出一种“纯朴之美”；战国晚期匈奴强盛，族群精神影响造型艺术风格。虎、野猪、“怪兽”等主题通过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展现力量、制衡、坚韧、悲壮，在美学形态上体现为一种“崇高之美”；游牧经济形成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简便易行的法律制度、节约务实的规约习俗无不与游牧生业模式紧密契合。动物纹饰件单纯的主题、简洁的形式、精巧的形制、便携的特点均适宜以节约、务实为“生存原则”的游牧生活，在审美形态上体现为轻松、便捷、适宜的“简约之美”。
　　匈奴衰落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北方草原为鲜卑人所继承，但主题、风格、材质、工艺均有所改变；向南，其已传至江苏及两广地区；向西，流传至天山、阿尔泰山脉以及乌拉尔地区。但是，随着北匈奴在“西迁”路上与异族文化不断融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也逐渐容纳新“成份”、汇入新文化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仅具有装饰意味的“造型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