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现场执法是信息化和法治化融合的主要代表,是数字政府、数字法治建设的先头兵,日益成为行政执法的重要方式。《行政处罚法》在2021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修订,增设了第41条,体现了非现场执法的行政处罚要求,就公民知情权、证据效力、告知规范等作出原则规定。从近两年实践来看,法律适用还存在进一步细化解释的空间。通过规范分析和案例检索,发现非现场执法在具体领域的适用还存在高位阶法律欠缺、实体和程序问题突出、执法设备的算法监管缺失、机器篡夺人工执法权、相对人权益保障减损等问题,众多问题导致了“全民违法”后果的产生,亟待理论和制度层面予以回应。本文以探寻破解非现场执法“全民违法”现象的法治困境为中心,结合非现场执法适用的两个典型领域——交通和环境,总结大量裁判案例,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阐述非现场执法的基本形态和秩序功能,以过程论视角重新全面定义非现场执法,同时对其秩序维护属性展开分析;第二部分详细阐述非现场执法在调查取证、事实认定、告知和处罚三个阶段中面临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如“监控和标志的规划设置缺乏合法性审查标准”、“陈述申辩权的保护水准降低”等,并揭示和“全民违法”现象的关联;第三部分就“全民违法”现象的诞生及成因进行分析,指出第二章运行三阶段中的各类问题为“全民违法”埋下了伏笔,同时进一步分析现象产生的表层和深层原因,即第二部分是微观问题,微观问题造成了“全民违法”的宏观负面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第四部分从明确性质、立法规制、证据审查、严格告知、裁量规范多个方面提出了破解系列法治困境的思路,比如应完善数据采集和使用规范,同时改进各类告知方式,引入“事先同意”和“点击获悉”制度,细化裁量基准并优化人机决策权分配,明确设立标志的性质等,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全民违法”的负面效应。据此,本文在结语中提出,应当探索构建“中央立法+地区规范+案例指导”相互支撑的规范体系,包括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大数据专章、鼓励各地出台非现场执法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形成“最高院+省高院”的指导案例定期编纂模式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