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在科学史上的真实形象遮掩在神化后的达尔文的影子之中。他有两种经典的传统形象为后人所知:其一，作为自然选择机制的共同发现者与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是达尔文的“骑士”;其二，因为热衷于今天被称为伪科学的灵学研究，他又是达尔文的“异端”。对于如何理解华莱士从骑士到异端的形象转换，科学史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研究者认为他是生物学家的叛逆者，因为沉溺于灵学而背离了达尔文的科学路线。这种看法显示出相当程度上的辉格史色彩，是将进化论的历史等同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造成的误解。
　　以鲍勒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史家已经指出，在20世纪自然选择理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相结合形成现代综合进化论之前，自然选择学说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达尔文主义也并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物种起源》问世引发了进化论的革命，但这只是一场“非达尔文革命”，遗传机制方面的问题尚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自然选择学说反目的论的唯物主义倾向也不见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各种保留了目的论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依然活跃。作为达尔文的斗士，华莱士等“达尔文主义者”面临学说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19世纪末，反达尔文主义者一度占据上风，出现了“达尔文主义的日食”的危险局面。华莱士本人自始至终坚定地捍卫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理论中的权威地位，但他在由美国传入英国的近代唯灵论运动中接受了灵学世界观，进而将灵学与生物学综合起来，实际上发展出来的也是一套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这种理论介于科学进化论与神学进化沦之间，可以称之为“灵学进化论”或者“华莱士主义”。“灵学进化论”运用唯灵论解释自然选择机制在塑造生物非适应性特征中体现出来的方向性，以“神”的替代品——“超级智能”的超自然引导为理由，为进化的进步趋势与目的性提供辩护。
　　华莱士从来不是跟达尔文一样的“达尔文主义者”，接触灵学并没有改变他先前的思路，在“非达尔文革命”的情境下，引入灵学唯灵论反而是他阐发进化论的内在要求。在遭遇达尔文之前，华莱士是罗伯特·欧文的信徒，对社会正义与人类进步的乌托邦前景怀有理想，而钱伯斯自然神学的发育进化论使他看到了为进步主义寻得科学依据的可能，促使他在远赴热带丛林的博物学考察中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原理。达尔文以“华莱士事件”为契机，利用华莱士做他的开路先锋，将相对完善的自然选择学说公之于众。达尔文帮助华莱士在科学道路上迅速成长，也使他感觉到“自然选择”与“人间乐园”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协调，面临自然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两难。降神会中的神奇现象使华莱士相信超自然精神力的存在，基于斯韦登堡主义的唯灵论解释，这一信念使他看到了解除两难困境的希望，灵学因素由此进入他的进化思想。
　　在具体问题上，1858年华莱士论文与达尔文手稿中对自然选择的理解就有所不同，《物种起源》问世后华莱士吸收达尔文的先进成果补充了原有研究的不足，但他的强适应主义纲领并没有改变，在此后的思想交流中，两人在性选择、生育隔离机制及人类进化问题上形成争论，并最终没能达成一致。华莱士坚信进化是在自然选择法则主导下严格适应的结果，因此尽量避免达尔文的性选择及相关律等多元解释方案。在人类进化问题上，华莱士将体质的进化与智力—道德的进化分开看待，他对人类体质进化的解释得到了达尔文的认同。
　　然而对于人类的智能及道德进化，强适应主义的解释难以适用，华莱士不得不承认自然选择作为动力因的局限性，以此提出唯灵论的“超级智能”作为进化的目的因保障。在他看来，人类的精神能力是独特的，尤其是对于建立文明社会至关重要的各种才智与品质，很难想象是通过盲目而随机的优胜劣汰过程起源的。华莱士猜想，就像人类在驯养动植物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了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方向一样，另一种更高级的存在者有可能引导了人类的进化过程，人类可能是由“超级智能”驯养的高级动物。华莱士将宇宙理解成不同层次“意志的力”的展现，从物质到生命再到精神是一个进步式的进化阶梯，而人类精神之上就是超级智能，它引导了生命从无机界起源并渐进演化，也将引导人性中的正义继续发展直至人类的灵魂能够适应以道德为法则的精神世界中的永恒生存。由此，一种永恒灵魂世界之中的“适者生存”，是物质世界生物进化的最终目的。
　　基于这种保留目的论的自然选择学说，华莱士将他的进化思想推广应用于社会问题讨论与社会改革的理论建构中，形成了一种影响大众意见的“社会华莱士主义”。在土地国有化、优生学及牛痘术等广泛领域的社会热点问题上，“灵学进化论”发挥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三位一体的优势，生发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正义言论。以虚幻的“灵学”充当“科学”并作为理解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是华莱士在科学挣脱宗教束缚的时代里保守而勇敢的理论尝试，也是达尔文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真实处境的集中体现:进化论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神学的衰落，反而有可能为神学与科学寻求妥协提供新的理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