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边缘地位才得以提升，随之，译者主体性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流派中，阐释学是就材料与文本的意义进行理解并展开阐释的理论和哲学，其与翻译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渊源。作为阐释学的主要人物之一，乔治·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理论使得阐释学和翻译的关系更加紧密。斯坦纳将翻译的过程分为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每一步骤都充分彰显并有力佐证了译者主体性。而本文所选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基于1987年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一部小说，堪称知识分子的良心。本书亦是莫言与葛浩文的结缘之作，而葛浩文在该书译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负载词、政治术语、宗教词汇等的处理上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
　　故本文以《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试图从理论角度揭示阐释运作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的内在关联，从实践角度考察译者主体性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并为中国文学外译——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启示从而促进跨文化沟通。
　　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葛浩文在《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中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他的译者主体性几乎贯穿斯坦纳的整个阐释运作理论中。为了把自己欣赏的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葛浩文竭尽自己的语言天赋和文化认知来翻译此本小说。在翻译过程中，他根据汉英语言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做出适当调整，在侵入源文本获取隐含意义的基础上，他分别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来处理抽象且陌生的源语言，并对因侵入而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失衡施加主动补偿，从而实现目标语言较好传达源语言的风采，达到文本诠释的目的。因此，该研究佐证了阐释运作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可行性。
　　再者，本研究发现《天堂蒜薹之歌》海外译介的成功得益于译者在文本释义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本文希冀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面为丰富《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研究尽绵薄之力。《天堂蒜薹之歌》在海外的成功译介为中国文学想要在海外市场获得广泛的接受性提供如下镜鉴：译者应熟练洞悉汉英双语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应用适当策略平衡陌生性和可读性，促进中西文化的有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