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坚定的信心、以“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许多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高管因贪污贿赂被调查,这些官员中不乏在上市公司担任职务的CEO和独立董事。上述制度环境的变迁以及“中组部18号文”的制度冲击为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上市公司丧失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经典公司治理理论中,管理层的价值在于生产与经营,公司独立董事的价值在于监督与咨询。然而,当政府官员成为企业高管或者独立董事以后,他们的价值发生异化。政治背景高管及官员独立董事因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成为上市公司希求的重心。自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首次被Fisman提出后,学者界围绕什么是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建立的动机以及政治关联对公司的影响展开了系统的研究。然而,关于政治关联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两种经济后果的争论仍未形成定论。但是在审计领域,政府背景高管和官员独立董事不论是“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却趋于一致,即降低审计质量。上市公司通过拥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或外聘官员独立董事建立政治关联,一方面政治关联通过“扶持之手”给上市公司带来更多的经营资源,缓解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进而降低了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关注。另一方面政治关联通过“掠夺之手”加大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压力,损害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当部分官员独董进入审计委员会后,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财务、金融和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监督力有所削弱,而专业、独立的审计委员会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因此,从理论上讲,政治关联丧失的影响必然波及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并且基于第三方监管（外部审计）的角度去探究政治关联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为研究总样本,探讨了政治关联丧失及其丧失层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另外,从总样本中整理出一个子样本,并以此子样本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中组部18号文”的颁布对两者关系的政策性冲击。首先,将相关数据滞后一期并进行回归之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政治关联丧失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并且丧失层级越高,这种正相关关系越显著;第二,政治关联丧失及其丧失层级对审计质量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第三,外部的监管压力越高,政治关联丧失及其丧失层级对审计质量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其次,通过对子样本的DID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以上三个结论:“中组部18号文”颁布后,官员独董辞职引起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提高,且这种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监管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显著。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了稳健性检验结果的支持,从更深层次来讲,研究结果验证了政治关联高管和官员独董在上市公司所扮演的“掠夺之手”角色。根据理论分析及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意义及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研究意义来讲:第一,从第三方监管的角度出发,丰富了政治关联丧失所导致经济后果的研究,并且本文对新兴经济体的政治关联研究有重要贡献;第二,本文从企业政治关联丧失的角度为反腐的有效性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第三,本研究也为投资者、监管机构以及审计人员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对于研究启示来讲,主要包括审计风险评估、政策制定和公司治理改善:第一,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工作时,应提升对政治关联企业审计风险的关注度,进而更有效地配置审计资源;第二,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关联存在的“阴暗面”会阻碍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确定哪些政策、项目可能对公司、行业有利或有害,并将管理人员的社会网络作为政策制定的一个参考条件,同时也必须在微观层面加快反腐败斗争的步伐;第三,政治关联公司的管理者应该加强公司治理,监管机构也必须加强对政治关联公司治理的监督和审查,此外,既要对独立董事群体进行去官员化、去行政化,又要提高独立董事的专业化,积极培养独立董事的专业胜任力,这些措施将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高。最后,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关于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上从审计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展开的,鲜有研究考虑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政治环境角度出发丰富了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第二,丰富了政治关联丧失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为政治关联的“掠夺之手”角色提供了直接证据。第三,更全面地界定企业政治关联丧失的标准,增强了实证检验和结论的有效性。第四,本文为反腐败斗争在改变中国企业腐败文化方面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更直接的证据,并且提供直接证据表明政治关联的价值与腐败环境密切相关。除了创新之处外,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审计质量的衡量和中介变量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并未解决这些问题,希翼未来研究者在探索相关研究变量时能够弥补以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