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融行业公司的管理层的“天价薪酬”时不时就被媒体所报道,成为国内外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而实体企业中具有金融背景的CEO的薪酬也远远高于其他CEO,为何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在离开原有行业,来到了非金融行业之后却依然能拿到如此之高的薪酬?此前各国学者针对超额薪酬提出了有效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然而这两个理论在中国A股“一股独大”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忽略了大股东在管理层薪酬契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把高管金融背景的经济后果发展至薪酬契约领域,并从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角度进行研究,选取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有效契约理论、烙印理论、高层梯队理论以及合谋理论,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金融背景CEO对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金融背景CEO相比于其他CEO而言能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第二,金融背景CEO降低了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表明了大股东与CEO之间合谋的证据。为了进一步研究金融背景CEO影响超额薪酬的路径,笔者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具有金融背景的CEO是通过协助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以及通过资本运作以便于大股东减持套利两种方式来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异质性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度与产权性质能够显著影响金融背景CEO与超额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排除了管理层权力论的替代假设并解决了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担忧。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把高管金融背景的经济后果发展至薪酬契约领域,并考虑到我国A股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殊制度背景,从大股东与CEO合谋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分析金融背景CEO与超额薪酬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此外,本文以大股东与CEO合谋的视角深入研究并检验了金融背景CEO影响超额薪酬的机制,有助于打开高管背景影响薪酬差异的黑箱。本文对上市公司与监管层也提出一些建议。首先,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当重视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优化股权结构、加强公司治理;其次,公司应当设计更加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契约,加强薪酬业绩的相关性,降低代理成本,再次,公司在聘请具有特殊能力与特殊背景的管理者时,需要全面考虑其能力与资源的价值,确保管理者能为企业的整体利益带来正面影响;最后,监管层应当创造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制度环境,以确保资本市场的有序良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