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并在2007年实施。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水平高速发展,并购浪潮也随之兴起,确认商誉的公司数量也在稳步增加,从2009年的496家到2019年的1944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例也从32.6%上升至56.1%,商誉逐渐体现出对企业的重要性,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经有不少关于商誉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市场反应、股价波动、企业业绩的相关研究,基于企业债务契约的角度研究商誉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关注商誉变动对企业债务融资的短期影响。目前,债务融资仍然是我国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债务契约在企业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在债务契约中,资本成本和债务期限又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因而也是管理层日常决策中需要考虑的关键指标。为了维持企业利润、现金流的稳定以及利用财务杠杆的空间,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以及适当提高债务期限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签订债务契约时,债权人会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合理的资金成本和贷款期限,而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衡量方式,商誉作为一种重要的会计信息,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债务契约。从商誉的内涵来看,商誉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超额收益的经济资源,它产生于良好的品牌形象,高效的管理体系,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等,而且这种正面的效果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存续,从这一角度出发,商誉是企业的正面信号,代表了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乐观。但在目前的会计准则中,自创商誉被排除在外,商誉只产生于并购过程中购买方支付对价与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根据杜兴强等人（2011）的观点,相当一部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商誉,也就不能带来超额盈利,包括未确认的资产和负债、估价偏差和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损失,这些因素导致了商誉的高估。此外,不少学者均探讨了商誉高估带来的风险,包括日后商誉计提减值概率的增加、股价崩盘风险的提升等,从这一角度出发,商誉能否可靠的反映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债权人是否会对商誉变动作出反应,又会如何反应,这需要实证的检验。因而,本文以2010-2019年A股过去两年至少有一年商誉变动不为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上述问题。在研究设计中,本文分别研究了商誉变动信息对未来两期的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发现商誉变动信息与未来两期的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其次,商誉变动也与未来两期的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商誉变动与企业未来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性的可能影响路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的中介效应、企业业绩的中介效应、产权性质和商誉占比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的中介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即商誉变动信息主要通过与企业未来债务期限的正相关性来正向影响企业未来的债务资本成本;其次,企业业绩的中介效应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商誉增加降低了未来两年的企业业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债务资本成本;产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一正向关系,在考虑了债务期限结构和企业业绩的中介效应后,国企并不存在商誉变动与企业未来债务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但非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二者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国企的隐性担保;最后,商誉占比也会影响这一正相关关系,低商誉占比的企业不存在该正相关关系,而高商誉占比的企业依然存在这一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商誉比例占用企业宝贵的资源,增加融资约束,不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路径图解见图6.1）。并且在考虑了主要变量的衡量方式以及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相关结论依然稳健。最后,本文依据前述结论给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