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因为历史原因一些保护区内仍生活有不少原住民。他们的存在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有何影响,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研究对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住民村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益进行检验。选取保护区内7个苗族原住民村落为研究对象。在2018年和2019年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收集原住民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传统文化认知、保护意识（即保护知识、保护态度和行为）等方面信息,分析原住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及影响因素。采用样点法对7个苗族原住民村落及周边保护地进行鸟类调查,分析原住民村落与周边保护地间鸟类多样性不同维度（分类、谱系、功能）的差异。主要数据和结果如下:1.原住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及影响因素:共计获得72份有效问卷。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原住民的保护知识主要取决于受教育水平,与年龄、收入水平、传统文化认知无显著关系;保护态度和行为与年龄、传统文化认知、保护知识无显著关系,但一定程度上受收入水平影响。2.原住民村落与周边保护地间鸟类分类多样性的差异:共设置208个样点（村落44个、周边保护地164个）,记录到鸟类64种,隶属于7目30科。其中,东洋界占67.2%,古北界21.9%,广布种10.9%;中国特有鸟类2种。统计分析表明,在样点尺度上,村落内的鸟类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指数、Chao1指数显著高于周边保护地;但景观尺度上,村落内鸟类物种数累积值与周边保护地无显著差别。3.原住民村落与周边保护地间鸟类谱系与功能多样性的差异:构建出鸟类系统发育树,并计算Faith’s谱系多样性。统计分析发现原住民村落的鸟类谱系多样性显著高于周边保护地。获取所调查鸟类的功能特征（如体重、食物类型、取食行为、取食位置）,并计算功能丰富度、功能均匀度、功能歧异度3个功能多样性指标。统计分析表明,原住民村落的鸟类功能丰富度显著高于周边保护地,但二者间的功能均匀度、功能歧异度无显著差异。本研究认为原住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其保护意识的重要因素,但原住民的保护知识并未能很好地转化为保护行动。原住民村落内种植的农田作物、民族传统保护文化所营造出的特殊生境可能有助于一些鸟类的生存和繁殖,但单一生境或同质化的景观可能限制其对鸟类多样性的保护效力。对此,提出以下两点建议:1.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开展宣传教育、继承或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以此调动原住民的保护积极性;2.合理考虑原住民村落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调整农业景观中植被的配置,增加景观异质性,以促进保护区的管理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