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其研究代不乏人，成果丰硕。传统《史记》研究注重名物典章、考订校勘，而从美学的层面来对《史记》进行系统性研究，是一个仍可深化的视角。本文将拟从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来源基础、理论内涵等方面对司马迁美学思想作宏观把握与整体开掘，立足于《史记》具体篇章的文本分析讨论，回归文本，以发掘其深文微旨，探讨其文章之美。
　　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生成，离不开时代精神的指引。秦汉以来，昂扬开阔、兼容并蓄的时代风尚，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彰显出大汉帝国壮阔恢宏之气、雄健奔放之力与充盈豪迈之趣，更形成了世人对“大”的推崇。司马迁则将这一精神体现在其呕心沥血的巨著《史记》中，《史记》内容丰富多彩，宏富广博，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这也正是大汉盛世对开阔昂扬的精神气质以及兼容并蓄追求的最佳佐证。然而，统治者对功臣贤士的怀疑猜忌的冰冷现实，使得司马迁产生了悲士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在家学渊源的深刻影响下，司马迁承继孔孟，以尖锐鲜明的批判锋芒，将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史记》的艺术创作实中。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具有时代性，也有独特性。其审美倾向首先体现在“好奇”上。司马迁爱奇才，爱奇士，“奇”是成就司马迁美学理想的重要标志，具体体现在对细节的捕捉上、好奇事爱奇语、敢于批判一切邪恶势力等方面。这一独特的审美倾向并不是无端产生的，而是深受其成长环境、人生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的濡染。因为“好奇”，使得《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多样丰富，但能反映真实的人性，并通过性格间接说明了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在好奇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司马迁以史料为依凭，对已知结果的历史事件进行细节的还原，从而再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司马迁“爱奇”审美的价值在于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民主精神，以及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抗争精神。
　　“舒其愤”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这一美学思想是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很理想地结合了儒、道、屈先秦三大思想的精华。司马迁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束缚，打破了儒家“中庸之道”的消极保守，强调作家写作的目的是宣泄内心的“郁结”之情，写作的动机就是“发愤”。司马迁认为许多作家的成功，是因个人受辱遇挫而发愤分不开的，他鲜明地主张爱憎分明，果敢勇猛，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虚伪残暴，歌颂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这一美学思想揭示了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创作规律，对后世影响深远。
　　悲剧艺术贯穿于《史记》全书，众多历史人物兼具悲剧性与典型性。司马迁“舒其愤”的美学理论，突破了儒家诗教强调的“中和”之美，悲中含愤，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美学特色的重要因素。《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往而不在，悲剧人物的类型更是多种多样。在为悲剧人物作传之时，司马迁擅于极力渲染悲剧氛围，入木三分地刻画悲剧人物的典型性格，突出他们的人格、抗争以及自我牺牲精神，着力凸显悲剧人物昂扬向上的生命激情，从而带给读者无限的震撼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