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适时引入了其他综合收益以及综合收益等多个概念。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以及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要求则开始于财政部在2009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但此时并没有要求披露具体组成项目。2014年发布的修订稿要求披露具体组成项目。其他综合收益是与成本收益观下的利润相区别的部分,是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市场价格（包括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导致的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变动的部分,它们会随着宏微观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理论上,这种列报要求符合相关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特别是在资产负债表观下,以期能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有用性的信息。然而,现实情况是否这样,其他综合收益是否具有增量的信息?如果有,财务信息使用者又会根据这些信息怎样改进自己的决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主体,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信息披露能否向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有效的信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其他综合收益与公司债务成本间关系展开了研究,考察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对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并分别考虑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业务复杂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文的研究以期能够丰富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文献,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并为债权人使用包含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财务数据提供参考,优化其借贷决策。具体的,本文采用了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理论论证部分首先阐述了其他综合收益及其波动性等概念,并简要说明了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然后通过理论推导提出研究假说。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以我国2009-2019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分析,检验了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与公司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越高的公司,会伴随着更高的债务成本,这一发现说明其他综合收益能够向公司债权人提供与企业信用风险相关的增量信息。同时,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能够在遇到经营困境时获取政府救助,这种隐性担保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信用风险。由此,本文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与公司债务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其次,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存在大股东侵占公司利益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公司股权的集中为大股东实施利益掠夺行为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会导致大股东掏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时,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与公司债务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最后,业务复杂性越高将会导致企业和债权人之间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来了解公司现状以及对后续资本使用的监督。由此,本文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与公司债务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公司业务复杂性高时更显著。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体现如下。首先,本文论述并检验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债务成本会随着其他综合收益波动性的扩大而增加,这不仅丰富了其他综合收益信息披露有用性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司债务成本的研究角度,丰富了公司债务成本的相关文献。其次,我国拥有庞大的债务市场规模,公司不论是在生产经营还是扩大规模时,都需要大量的债务融资,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债权人更好地理解公司发布的会计信息,帮助其降低决策风险。最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实现了国际趋同,其他综合收益是资产负债表观下的披露内容,本文的发现证明了引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有效性,这也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