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地志学进路,试图通过对一个乡村社会(汉村)从清末至今的空间景观、家屋地貌、村落格局、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变迁以及社会事件等的考察,分析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从而解释汉村社会如何从源于自然因素和具有神圣象征的空间实践一步步转变为以工具理性和时空压缩为特征的空间实践。本研究首先分析权力的空间实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下,汉村原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公家会牌开始解体;6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影响了汉村传统以寺庙和会牌为象征空间的村落格局。空间成为现代权力在乡村社会中获得合法性的场域,权力的空间弥散成为权力广泛渗透和传播的方式。权力的空间实践不仅塑造和改变了汉村的村落景观,村民的思维方式和主体意识也随之改变。其次,本文考察资本的空间实践。空间被资本利用来获得剩余价值并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因此导致了空间及其价值的物化。20世纪80年代以降,汉村逐渐被卷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土地、山林、寺庙都被利用来创造新的商业价值,集市的关闭与恢复、乡镇企业的出现和衰落、大棚种植业的规模发展等等,都改变着汉村的空间布局以及村民的消费观念。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家庭娱乐方式多于村落聚会,别墅洋楼取代一颗印老宅,茶馆、麻将馆地位超越寺庙和法会,集体观念在利益诱惑和人情关系之中不断弱化,当代汉村的社会空间,按照经济资本逻辑进行分布和生产。最后,本研究探讨权力与资本联合之下汉村的空间不正义现状。权力借助发展的名义为资本创造新空间、提供空间资源;资本则为权力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完成地区政绩。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之下,汉村成为了项目开发规划中的失地村落,村庄耕地消失,村民被边缘化,他们的工作生活成本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悬而未决,汉村不再是具有集体性和凝聚力的家园,它沦落为充斥着抵抗和失望的消费空间。现代性空间生产方式的进入,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改变着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和城乡关系,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空间实践,表面上看起来高效,却忽略了空间正义的诉求。现代性空间生产逻辑不仅建构着同质化的空间,更深刻影响着空间原住民的意识形态变迁和社会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