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市行政体系中，省会城市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地位和作用却十分重要。省会城市因行省建置而生，系因行政区划制度变迁而产生的城市类型，从产生起即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行政中枢，为维持大一统国家稳定秩序的关键所在。　　由于行省具有行政级别与行政区划的双重意义，省会城市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从行政地位看，省会城市聚集了行省的行政中枢机构，是地方最高的行政中心，拥有统辖地方军民大权的职责。从城市体系的构成看，省会城市居于城市体系的中间位置，是沟通京城与府、州县城的桥梁，发挥着地方城市的管理功能。　　省会城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不仅要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历史积淀，还要具备优越的自然、地理基础。因而，只有具备了优势条件的城市才能够成为省会。反之，这些优势条件又巩固了省会城市作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奠定了它们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清承明制，设有十三个行省，并增设江南省，故清初时的省会城市有十四个。随着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不断变化，行省数量增多，至康熙年间共有十八个行省，因江苏省有南京与苏州两个省会，故而清代中叶共有十九个省会城市。清末，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行省数量再次增加，省会城市也随着五个行省的相继增设而增至二十四个。　　省会城市占据着承上启下的独特政治地位，故形成了区别于京城、府城、州县城的独特形制。清代的省会城市修有规模宏大的城池，大部分大于省内的府城、州县城城垣规模。但因城市所处的历史基础、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影响，省会城市并非均为省内的最大城市，而且他们在规模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限制，大小参差不齐。另外，在政治军事功能的主导作用下，省会城市的城池形式体现了突出的防御功能，城市建筑的组成与形式也反映了集权政治的影响:以官式建筑为主体的城市建筑严格遵循了等级秩序，并讲究城市建筑的规整对称。此外，由于省会城市中聚集了大量官员、僚属、士绅、商贾、游士等，消费性居民居多，因而寺观、庙会、茶馆、戏院、会馆等公众化休闲建筑也非常丰富。在城市布局方面，清代各个省会城市的官署布局、街巷以及商业区格局迥异，呈现出因地制宜的布局形态。出于维护政治与社会秩序的需要，清政权非常重视省会城池与建筑的营建活动，特别是在城池的建设活动中，不仅由省内各级官吏并举，而且集中了省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共同进行。　　清代前中期是一个延续传统但又蕴含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转型的态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在清代中期空前繁荣，达到新的高峰。省会城市尤为突出，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后，城市在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下得以重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大量工商业者谋利而来，新兴办起来的各种行业和娱乐场所，又吸引了大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省会城市的人口在清代前中期得到恢复并迅速增长。因而，虽然国家经济从乾隆后期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型期，但省会城市仍然得到持续发展，许多城市集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中心功能于一身，为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省会城市的军事与政治功能在清代前中期亦随之得到强化。　　鸦片战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因外力入侵而发生了近代转型，省会城市也开始了向近代变迁的过程。在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省会城市均已启动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其中，广州、福州因开埠通商而启动，其他省会城市则主要得益于洋务运动的建设。甲午战后，在内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清末新政的推动下，省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的全面启动阶段，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相继向近代嬗变。边疆省会城市虽然在清代后期才得以陆续设立，但同样在内、外力的合力作用下开始了城市现代化的启动过程。除了开埠通商的作用外，地方政府官员致力于发展商业贸易、进行军事警政改革、兴办新式教育文化、发展铁路交通等，使城市的近代转型全面展开。　　作为社会变迁的载体，省会城市承载了清代社会转型的特征:“承农业时代中国城市之发展”、“启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先路”①，其功能因此发生了演进。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从政治功能为主转为多元功能的协同作用、地方管理功能的强化、区域增长极功能的增强、以及由内控为主向兼重国防的功能转变。省会城市的功能演进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其演进的动力既源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有交通工具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也离不开国家意识的兴起所带来的变革力量。　　总之，清代省会城市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与城市体系中占据了承上启下的中枢地位，又是承前启后的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载体，由此呈现出鲜明、独特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以清代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发展规律在中国城市史研究和清史研究两个领域都有学术意义，对于今天省会城市的发展也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阐述清代省会城市的历史与发展基础为开端，继之对其独特的形制与营建活动进行了揭示，并分清代中前期与清代后期两个时段来系统研究省会城市的发展，最后强调了清代省会城市的功能演进状况，既包括有宏观的区域与类型城市研究，又涉及了个体城市的微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