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三千里》为中心,分析了1930年代朝鲜文人的中国体验纪行文。作为月刊综合杂志发行的《三千里》几乎是唯一一部结合1930年代始末发行的大众综合杂志,包含了1930年代朝鲜的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变化。《三千里》还介绍了反映大众关心的各种信息,特别是朝鲜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体验形态。因此,《三千里》可以说是能够了解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和通过中国旅行了解殖民地人的内心意识的代表性媒体,并且《三千里》通过中国纪行文唤起了朝鲜大众读者对世界的感觉。与此同时,纪行文的叙述主体通过符合自己目的的写作方式从而更加鲜明地刻画出自己的意图,笔者通常根据意图选择随笔、报告、回忆录等写作形式。随笔是一种散文体裁,兼具抒情和议论两种特性。随笔可以使用多种修辞手法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感情,抒发抒情,谈论事物和见解。报告形式的纪行文是真实地详细叙述人物、重大或代表性事件,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在适当的地方进行必要的讨论,具有文学和新闻两个特点。另外,报告形式的纪行文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将生活中的事件或人物的事迹实时传达给读者,并如实反映出来,兼备新闻业和文学性,同时表现出政论特性。因为这些特点,报告形式的纪行文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影响,起到了教育、指导的作用。回忆录形式的纪行文是回忆过去、用文字记录的文体形式,记录内容必须是亲文、亲见、亲历,具有研究历史的文献价值。回忆录与事件发生时间有一定距离,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即,回忆录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环境中的形象和画面,让人感受到作者复杂的心情和历史的规律,并能给出应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视角。只是回忆录的写作也有歪曲的内容,因此要考证其真实性,而其他形式所占的比重极小。《三千里》的中国体验纪行文以随笔形式、报告形式、回忆录形式及其他多种形式向朝鲜大众读者表露了笔者的品行和目的。另外,192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是急剧变化的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政策下,1930年代的中国纪行文中充分体现了朝鲜文人作家的意识变化。通过纪行文,可以更加直接地感受到近现代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中的近代朝鲜文人对近代化的憧憬以及对近代文明和民族现实的反省。此前,在与本研究相关的先行研究中,主要以表面叙述为中心,集中讨论了纪行文中所蕴含的中国形象,并集中进行了分析其意义的工作。在本文中,我们将在对形象的讨论中更进一步,将重点放在纪行文内容中出现的作家意识上,研究那个时期中国体验文人的思想意识,并考察《三千里》杂志的性质。本文以先行研究为基础,以文献研究法为主,对1930年代《三千里》中刊载的朝鲜文人撰写的中国纪行文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朝鲜文人通过中国体验可以体验与殖民地朝鲜不同的跨国体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素材和形式,扩大了文学创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朝鲜文人的中国体验纪行文是朝鲜近代文学的重要部分,是中韩近代文学交流和跨界使用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