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此战略的提出,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型合作模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共识和支持响应,并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对外合作的建设重点。“一带一路”坚持以绿色为发展的底色,提倡的是各国共同繁荣进步,促进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却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误解,出现了一些负面评价。他们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目的是将这些国家变成中国的“污染避难地”。这种言论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相违背的。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是否造成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环境恶化问题,是否真的将“一带一路”国家当成了中国的“污染避难地”。这不仅仅关系到国内发展,更关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更好地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担当起大国义务。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OFDI与东道国环境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分别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污染避难所”假说、“污染光环”假说进行了分析,理论上得出了OFDI与环境的不同关系。并将OFDI对东道国环境产生影响的机制分为三种效应进行分析,分别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环境因素通过OFDI在国际间进行传导的机制在理论上更为清晰,并为后续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选取了PM2.5浓度和人均CO2排放量作为环境衡量的指标。指标选定之后,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的OFDI与环境指标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的趋势分析,对两者的基本关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呈上升趋势的同时,两种环境指标分别都呈下降趋势,从大概趋势可以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并没有恶化其环境。本文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STIRPAT模型建立了计量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用Sargan检验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Arellano-Bond检验法检验残差项中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将PM2.5浓度作为基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OFDI规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还加入了人均GDP出口贸易程度、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能源消耗水平、绿地面积覆盖率以及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区间为2010年-2017年的年度数据。基准回归之后,将人均CO2排放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将数据年度区间拓展为2004年-2017年,且随机分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规模每增加1%,沿线国家的PM2.5浓度就会减少0.0049%;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每增加1%,沿线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就会减少0.0059%。以此说明中国OFDI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一带一路”环境的恶化,“污染避难地”假说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成立。并根据三效应传导机制,通过能源利用效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实证分析,得出OFDI可以部分通过能源利用效率对环境污染排放有减少的作用。且综合控制变量的情况说明,东道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规模、出口结构、环境规制等因素导致环境污染增多,而非OFDI带来的影响。中国的OFDI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水平等对“一带一路”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符合“看好派”的观点。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国如何更高效、更环保地发展对外投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