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全球疫情席卷的双重叠加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在外部方面:从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出我国关键技术相当大部分还受制于人,我国企业面临国外高科技的冲击。而伴随今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引发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欧美经济制裁的抬头,这更加剧了经济态势的不稳定和全球市场份额的萎缩;在内部方面:我国经济先后出现了金融风险、脱实向虚、经济结构升级和疫情冲击等阶段性特点。与此同时,作为经济主体之一的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的要求灵活转变企业战略激进度以推动自身长远发展。企业在改变战略激进度的同时也增加了经营与财务风险,为了使战略顺利实施并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企业需要保持充足的现金并维持适当的剩余负债能力,即财务柔性。可见,战略激进的企业保持财务柔性具有价值。但是财务柔性具有“双刃剑”的属性,一方面,财务柔性在企业面临冲击时提供缓冲的资源,最终使企业从困境中走出并以此抓住优良机遇,促进企业的腾飞;另一方面,高管可能滥用财务柔性以满足个人私利,进而提高了储备财务柔性的机会成本并造成财务资源的浪费,最终会损害企业价值。在此背景下,首先,本文梳理并总结学者有关战略激进度和财务柔性的文献以找到研究方向;其次,在阐述相关理论的前提下对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的关系,以及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边际价值的关系进行理论推导并提出假设;其中,为了直观的揭示战略激进的企业储备财务柔性到底是出于预防动机还是代理问题,通过从经济后果角度检验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边际价值的关系、“战略激进度-融资约束-财务柔性”和“战略激进度-代理成本-财务柔性”这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来验证;再次,以2010-2020年A股公司为样本,并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展开实证分析以验证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及与财务柔性边际价值的关系;最后,在进一步分析中利用中介效应检验了“战略激进度-融资约束-财务柔性”和“战略激进度-代理成本-财务柔性”这两条路径是否存在,并加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调节变量,检验其是否会影响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的关系。研究结论具体如下:（1）战略越激进则财务柔性水平会越高。（2）战略激进的企业储备财务柔性损害了财务柔性的边际价值,表明战略激进的企业是出于代理问题而增持财务柔性,进而没有发挥财务柔性防范风险的作用。（3）进一步研究中,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战略激进度-代理成本-财务柔性”这一路径,这直观揭示了战略激进的企业是由于存在的代理问题而储备财务柔性,与战略激进度会损害财务柔性边际价值这一结果相互印证。强有力的说明了战略激进的企业是出于代理问题而提高财务柔性水平。（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立足于宏观的战略视角,研究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的关系,拓展了战略带来财务效应的相关文献以及财务柔性的文献。同时,直观的揭示了战略激进度是通过提高代理成本进而影响财务柔性的内在机理,可以加深对财务柔性的理解。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会影响战略激进度与财务柔性的关系,这深刻反映了宏观外部环境会影响微观企业的财务决策,体现了两者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结论有利于企业重视财务柔性的运用,以及启发政府注重政策连续性与平稳性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