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宾所作《三邑治略》中的堂判表明,细故类案件在争议上具有牵连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密切性、影响上具有严重性。因此,该类案件的审断也具有一定的困难性。熊宾在审断工作中形成了“据实而审、因事而断”的审断模式。“据实而审”是指通过证据、人情、事理尽可能的还原案件事实,“因事而断”是指针对不同案件,采用不同的处断方式。《三邑治略》中出现较多的处断方式有:“变更案件性质,化重情为细故”、“进行利益衡量,平衡双方得失”、“判令一方让利,以求息事宁人”、“运用官府权威,强制双方和息”。受传统观念、州县官员的自我定位和清代官员的职能设置三方面影响,熊宾作为州县官员的审断职能本质是行政职能而非司法职能。它追求的是辖区稳定,而非公正的审断。在这种追求之下,熊宾审断案件的目的也不得不从解决民众间的纠纷,变为了解决“民众提出纠纷”这件事本身,即“了事”。正是因为,“据实而审、因事而断”的审断模式是以“了事”为目的的,所以熊宾在处断方式的选择上极为灵活,均是何种方法利于“了事”,就使用何种处断方式。当需要适用多种处断方式才能“了事”时,就一个案件适用多种处断方式;当适用前述四种处断方式不足以“了事”时就适用其他处断方式。然而,《三邑治略》中这种以“了事”为目的、以稳定为追求的审断模式,却隐含了向“恶”的方面演化的可能:为了“了事”而通过一系列手段阻止民众提出争议,使得辖区内表面上太平无事、民众间表面上没有纠纷,实则暗流涌动、民怨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