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可观的能源需求。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天然气资源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随着世界各国对天然气需求的稳步增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愈加明显。这威胁到天然气供应的安全,特别是在天然气稀缺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有限的天然气资源供应会给经济体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我们将其定义为天然气的稀缺风险。由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通过日益紧密的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一个经济体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通过国际供应链扩散到其他遥远的地区,对于没有直接经历天然气资源短缺的地区产生间接的经济影响,有时这一经济影响甚至被放大为灾难性的后果。如何核算一个国家与部门因天然气资源紧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搭建经济损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部门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转移模型?以及如何量化天然气稀缺风险在复杂系统中的间接效应与放大效应?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区域贸易以及天然气资源管理问题的理解,对于各国政府协同管理天然气资源、缓解稀缺风险的蔓延局势并提出有效的防御策略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本文基于Eora26数据库中2015年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以及天然气进出口等相关数据,首先定义了天然气胁迫指数,并基于该指数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减少天然气供应而导致的局部风险。然后,结合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隐含天然气稀缺风险的转移量进行评估。研究发现:（1）从国家层面来看,土耳其、中国、乌克兰和印度等国家因出口含有大量隐含天然气资源的商品,成为稀缺风险的主要源头国家。土库曼斯坦、马其顿、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则因进口含有大量隐含天然气资源的商品,成为了稀缺风险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在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下,我们评估了各个国家单位经济产出的风险转移情况。结果显示在出口端,保加利亚、土耳其和乌克兰等国家因每单位经济产出中隐含天然气稀缺风险出口量相对较高,被列为极具风险的国家。而在进口端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连同卡塔尔与白俄罗斯一起被列为极其脆弱的国家。（2）从部门层面来看,天然气稀缺风险主要从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部门以及电力、天然气和水、金属产品、机械部门流向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和其他部门,反映了能源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天然气稀缺风险转移较为频繁。因此,政治制定者应该关注这些能源密集型产业,以提高能源效率,加快能源消费行为的转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视为节点,国家间的天然气稀缺风险转移关系作为连边,构建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天然气稀缺风险转移网络模型。结合网络中的各项拓扑指标,从整体与局部结构特征、社团划分、Top网络分析等多角度探讨了天然气稀缺风险的跨区域影响以及风险转移模式。研究发现:（1）从度与权重分布来看,土耳其、中国和乌克兰等本地天然气稀缺风险较高的国家是风险的主要来源,其风险主要转移到了土库曼斯坦、马其顿、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等位于供应链下游的国家。鉴于这些国家在风险转移网络中的结构优先级,他们在降低天然气稀缺风险方面有着巨大潜力。（2）土库曼斯坦、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本身对于天然气资源的依赖度较低,有着较小的天然气协迫指数,然而由于网络系统的间接效应却遭受较高的天然气稀缺风险,极易受到上游供应链天然气短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政府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天然气资源禀赋,对天然气需求侧的管理是降低天然气稀缺风险的有效途径。（3）天然气稀缺风险转移网络被划分成分别以土耳其、中国、乌克兰和印度为中心的四个社团。社团分析结果表明社团1（以土耳其为中心）和社团2（以中国为中心）应更多地关注社团内的风险规避目标。而社团4（以印度为中心）则应加强与其他社团之间的贸易管理以有效减缓天然气稀缺风险在社团间的传播。（4）搭建由主要风险转移流构成的顶层（Top）进口、出口网络,探究主要风险转移伙伴对塑造国家间风险转移路径的影响。Top进口网络主要形成以土耳其、中国和乌克兰为中心的集群,位于同一集群中的大多数国家来自同一个洲。而Top出口网络的结构较为分散。总体来说,天然气稀缺风险转移伙伴的偏好呈现出地理近邻性特征。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定义天然气胁迫指数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天然气短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天然气稀缺风险。识别了天然气稀缺风险转移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关键转移路径。从系统的角度探究了风险源与目的地之间潜在的交互作用以及网络的放大效应与间接效应,填补了天然气稀缺风险研究的空白。研究结果将明确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企业的决策者进行跨界天然气资源管理,有助于制定缓解天然气稀缺风险的策略,进而削弱这类风险在供应链中的扩散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