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克洛岱尔的中国题材创作主要见于他的诗歌、戏剧与散文中。将近14年的在华生活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克洛岱尔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这主要体现为身份各异的人物形象、地域分布极广的城市形象与类型丰富的文化形象。从《第七日的休息》中的皇帝到《缎子鞋》中的仆人,中国人物形象在社会地位上由高位跌至低位。这两类人物作为陌生者、受难者、异化者、劳动者群像的首末两极,在对于话语权的掌握上呈现为发声者——缄默者——发声者,中西人物关系的变化则呈现为陌生——冲突——和谐。中国城市形象根据意义机制与功能的不同,分为乌托邦城市群与意识形态城市群。前者以武汉、牯岭、上海与福州为代表,承载了克洛岱尔对童年乡野生活的怀念、对现代文明的厌恶以及对伊甸园的向往;后者以南京、北京、天津与香港为代表,具有极为浓厚的殖民色彩。克洛岱尔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呈现一部分体现出极强的系统性,作家对于民间神话与象形文字的体认就经历了转述——提取——再创造的过程,而对于中国的宗教哲思,克洛岱尔将其置于基督教语境中进行考量。其中,道家学说实现了向审美语境的转化,儒家学说与佛家学说停留在宗教语境中——前者被基督教义改造,后者被全盘否定。此外,克洛岱尔的三重身份——象征主义作家、天主教徒与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中国写作,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主义话语逻辑、基督教意识形态与象征主义审美倾向的影响。而18、19世纪之交的中法两国内部与国际政治时局的风云变幻也为克洛岱尔笔下的中国形象注入了极为丰富的时代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