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我国瑰丽的传统文化遗产，唐宋词至今仍吸引了众多读者和学者的视线。从宋代到清代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对唐宋词的编译和研究就从未间断过，她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文人甚至普通民众和读者，使自身得以经过近千年仍能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今天，随手翻阅学术著作，刊物和杂志，都能看到大量对唐宋词和唐宋时期词人进行解读和研究的作品，可以说，历经了近千年，学者对唐宋词和唐宋时期词人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唐宋词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唐宋词的影响还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在英语世界中唐宋词的流传也蔚为广泛，有着大量的译本和研究作品，有许多学者和汉学家为唐宋词的翻译和研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使唐宋词在异国文化中产生了自己的影响。然而，对英语世界中唐宋词的流传和研究状况，国内学术界却提及甚少，这对加强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是极为不利的，作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撰写能填补了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使国内学术界对英语世界唐宋词的翻译和研究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增进中西方学术界对唐宋词研究的交流和相互促进。　　唐宋词在英语世界的流传过程中，有不少中西方学者加入了对唐宋词进行翻译的行列之中。在国外学者的译本中，较有特色的有雷克思罗斯和钟玲的译作、华兹生的《东坡居士轼书》、白润德的《南唐词人:冯延已、李煜》、叶山的《浣纱集:韦庄生平及作品》、Lois Fusek的《花间集》、Julie Landau的《春之外:宋词选集》和James Cryer的《梅花:李清照诗选》等译本。国内学者中许渊冲、徐忠杰、初大告等人的英译本是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这些不同译本中的译文各有其特色和优劣，在对原文的理解上也有着译者自身的见解和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把握。但以前有系统地对国内外唐宋词译本进行详细比较研究的作品和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对这些中外译本及其特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选取了译本中有代表性的译文进行分析和讨论，力图使读者能通过阅读了解各个不同译本的特色和风格。　　在译本分析介绍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中西学者在翻译宗旨和翻译方法上的相异之处。西方学者的译本通常都只有译文而没有汉语原文，而国内的译本都采用了英汉对照的形式，对于译本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了海内外学者对于中国词翻译的不同目标和宗旨:海外学者更注重在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原文意义和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理解、诠释和创意翻译，在译文中反映出原文所独有的诗意境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使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来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而不是游离在两种文字和语言之间。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和传播，注重准确翻译出原文的意义和内涵，反映出原文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准确含义，并尽量能将原文中的言外之意在译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对于词的音韵特色的翻译，中西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中国学者在再现词的音韵美，尤其是其押韵规则方面分成了两派，以初大告为代表的翻译家采取了归化原则，直接以现代西方流行的自由诗形式来翻译原文;以许渊冲、徐忠杰为代表的翻译家采取了英语韵律诗的形式来翻译中国词，他们强调译文的韵律美，要求译文以各种形式符合英语诗歌的押韵规则。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已完全放弃了中国词的韵律在译文中的再现，他们认为中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英语译文中是无法反映出汉语原文中的音韵特色的。对于词的"长短句"的形式特色，中西翻译家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国内几位翻译家的译文中都没有对词的"长短句"形式特色有所反映，但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从各自对词以及词的形式特色的理解出发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他们的目的和宗旨是相同的:通过对词的"长短句"形式的反映在译文中体现出词的文类特色。在译文中单词和习语的选取方面，海内外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英译中的拼音译文，海内外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拼音体系，西方学者的发音习惯使他们一直采用威妥玛式拼音（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而国内学者都习惯于使用汉语拼音。①在海外学者姓名汉译中，汉语译文也未能得到统一，各个学者都在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选取不同的译文。对于词中经常出现的许多重要的文化意象，国内外学者所采用的译文也不相同，这些差异多少会影响西方读者对词的理解和接受。本文希望通过对不同译文的比较，能够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唐宋词的译文及其特色。　　本文的后半部分对唐宋词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英语世界中的唐宋词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向:词人词作研究、文类研究、词史研究和词学辞典的编撰。对词人词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苏轼、李清照、周邦彦以及吴文英等几位屈指可数的重要词人和他们的作品之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叶嘉莹采用现代西方视角对吴文英及其创作风格的分析。刘若愚的《北宋词大家》是一部综合性的译介作品，共介绍了北宋时期六位最具影响力的词人词作。也有学者采用比较的方法将中外诗人及其词作进行平行研究以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中西诗人及他们的作品，如苏东坡与华兹华斯的比较，李清照与艾米丽·狄更生的比较。由于词与诗经过英译后会丧失一些自身的特质而不易区别，许多学者都注重将词作为有别于诗的独立文类进行研究，所以对词的文类研究也是英语世界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海外学者希望通过文类研究让西方世界能更好地了解词的内涵和特色。在文类研究中又有细分的亚文类研究，如叶嘉莹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对花间词进行的研究，还有许多学者关注咏物词的研究。词史研究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专章介绍词的起源以及发展，专门的词史研究中较有特色的是魏玛莎的《莲舟:唐代俗文化中词的起源》，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探讨词的起源。词学辞典对词学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英语词学辞典主要有倪豪士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大辞典》和《中国古典文学大辞典》第二卷。　　西方学者在词学研究中有自觉的比较意识，或是如叶嘉莹在词学研究中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中国词学中的问题和现象，或是如刘若愚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新批评的方法体系为基础对北宋词进行细读、或是如杨立宇直接进行中西方诗人及其作品的比较，或是如谭大立尝试以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来阐释西方诗人的作品和创作思想，或是如魏玛莎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进行词史研究。由于其理论基础和视野的独特性，英语世界中的唐宋词研究作品对词学研究中许多问题的讨论视角新颖、结论独到、具有前瞻性，有很多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未曾想到或在研究中滞后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都进行了探讨。在我国，王国维在词学研究中引人了西方文学理论，成就了一部蜚声中外的不朽巨著《人间词话》，但在王国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结合的词学研究方法在我国似乎已被遗忘，词学研究中中外交流也很少，这与中西文化频繁交流对话互补的现状极不相称，也不利于国内词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近年来，中西结合的词学研究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却相对较少，正由于此，作者才致力于对西方学者的词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介绍和总结。通过对英语世界中唐宋词研究状况的梳理和讨论，可以看到:在经历了一百年后，西方文学理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词学研究依然可以同现代的西方文学理论相结合，在二者之间找到新的切入点，使词学研究能够从其他理论体系中获取新鲜血液，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扩大词的流传，展开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这种中西结合的词学研究范式也为西方文论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用其他理论体系来检验西方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甚至还可以象有的学者一样，尝试用中国的传统诗学理论来诠释西方诗人的作品和创作特色，这对进一步挖掘传统诗学体系中的精髓并将之融入我国现代文论建设的尝试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对英语世界词学研究作品和状况的译介，有助于国内学者在词学研究的过程中扩大视野，进行中西文学传统和文学理论的结合和交流，从而使国内的词学研究获得更为丰硕的果实，也使我国独有的这一文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其影响。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和互补的今天，中西文化也应在对唐宋词这一独特文类的研究方面加强交流，实现互补。　　本文的创新点为:　　1、词是我国文学史上所独有的一个文类，历经了近千年依然有着无穷的魅力。在英语世界中唐宋词的流传也蔚为广泛，有着大量的译本和研究作品，然而，对英语世界中唐宋词的流传和研究状况，国内学术界却提及甚少，这对加强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本文的撰写就填补了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对增进中西方学术界对唐宋词研究的交流和相互促进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正如笔者前面所指出，在我国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后少有词学论著在国际上产生自己的影响，这对我国的词学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对英语世界中众多学者所采用的中西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词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就能为国内的词学研究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为今后的词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2、唐宋词在英语世界的流传过程中，有不少中西方学者加入了对唐宋词进行翻译的行列，使唐宋词得以在西方文化中产生自己的影响。这些不同的译文自然各有其特色和优劣，在对原文的理解上也有着译者自身的见解和对语言文化的把握，但以前有系统地对唐宋词及其译文进行详细比较研究的作品和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希望通过对有代表性的作品及其译文之间的比较，能促进我国所独有的这一文学式样在英语世界中获得更为广泛和积极的传播，这方面的努力无疑也填补了我国唐宋词英译研究和普及方面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