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私有化公共服务的增加引发了公民权利保护责任在何处的探讨。其中主要的争议又在于私有化过程中,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能否通过公法得到救济。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认为只有政府才能成为宪法的约束对象,但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将某些私主体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进而使其承担宪法责任。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法律思想、宪法条款、种族歧视社会背景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美国法上的“公共职能”判断标准及“政府卷入”判断标准于判例中生成。其中“公共职能”判断标准将落脚点定于“传统上专属于国家的特权”,排除一般的公用事业服务。而“政府卷入”判断标准将政府实质介入私主体的具体行为,作为认定私主体公法责任的核心要素,并将政府强化了私人造成的伤害作为补充要素,排除单纯的默许以及不作为。相对来说,“政府卷入”判准更大范围的涵盖了现实中私主体情况,并解决了“公共职能”判准无法适用于政府新兴职能以及合同外包的困境。但从“政府卷入”判准的相关判例来看,各判例之间不存在内在联系。最高法院对于政府卷入私主体行为程度的判定,仍然需要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分析,无法形成普遍适用公式。故为了使其更具可操作性,本文建议在适用“政府卷入”判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实质性所包含的因素,主要包括私人组织的资金来源、有无政府雇员、是否需要汇报与审计以及政府监管经营活动等。从私主体的自身组成和政府外部监督出发深入探究实质性联系。根据具体因素考量,增加相互印证,避免单独考虑某一要素而出现不确定或无法认定的结果。量化法院在审查相关案件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使得法院尽可能根据事实而非主观意识形态来判定政府卷入私主体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