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平阴、肥城两县农村因受频发的自然灾害影响而陷入到“普遍贫困”中,是时基督教势力也进入该地,两县地方社会中形成了新的群体——教民。民教双方在精神信仰、争夺生存资源等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为两地反洋教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当地的大刀会和拳会逐渐发展成为泰安地区一股较强的打教力量。到了世纪之交,鲁中地区反洋教活动渐入高潮,给平阴、肥城两县的治安形势带来挑战,“卜克斯案”便由此发生。该案过后,中国方面积极应对,新任巡抚袁世凯调派亲兵维持地方秩序,要求各地会同防务,并约束教士令其减少外出,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善后举措。英国方面也对该案做出反应,与清政府在外交领域进行了多番互动。随着中国政治局面及清政府对义和拳态度的转变,列强调整了对华交涉的策略,他们基于不同的利益取向进行合作,通过建立“公使同盟”的方式就教案问题向清政府施压。与此同时,英媒《北华捷报》也对该案给予了较高关注,刊文数十篇向其读者介绍“卜克斯案”,并在文章中对中国政局、民众形象等进行了建构与塑造,表现出媒体层面对教案问题的反应。为了尽早解决本案,英国派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甘伯乐与袁世凯进行了善后磋商,经过四十余天的交涉,“卜克斯案”达成四项共识办结。在“卜克斯案”的协商过程中,作为“受害方”的英国政府并未提出巨额的赔偿要求,反而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与清政府交涉善后。这与英国当时面临的海外军事、外交环境关系密切。布尔战争中英军的不利处境对其在本案处理中的表现形成了掣肘,长江流域作为英国在华的传统利益核心,也消减了其在教案问题上寻求巨额赔偿的意识。与之相对的是,《北华捷报》在相关报道中表达出对办结条件的不满态度,甚至对英国海外政策的调试提出建议,表现了英国舆论领域在教案问题上所持的激进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