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农民就业并积极引导农民创业,不仅可以推动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也能为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就业问题,提供高层次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农民的创业决策,将会在社会中建立起诸多不同类型的企业或是个体经营户,这就不单单只让创业者自身的就业问题迎刃而解,还能提供出新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其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长期停滞状态转变为显著加速状态,但是乡村的常住人口依然不占少数,因此,他们也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已经进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新阶段,由于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些发展的差距,因此就会有一些农村劳动力受差距利益的吸引选择跨产业、跨地区移动,形成了一个非农就业的集体。与此同时,在这些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历程中,有部分农民工给自己的身份贴上了新的标签,他们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变成了“创业者”,以这样一种新的“非外出务工”形式重新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所以,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新浪潮下,必须把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也纳入到研究范围中。在新经济理论、创业理论、地租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民从外出务工,到农地流转,再到创业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农地流转的视角出发,理清外出务工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探索农地流转在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本文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和2018年的两期数据,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农民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导致其改变自家农地资源配置选择农地流转,以及是否会对其未来的创业决策产生影响。其次,利用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了外出务工是否会通过农地流转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农户的创业决策。最后,又分别从“受教育程度”、“人情礼支出”、“务工收入”和“地租收入”四个角度切入,从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出发,通过异质性检验对上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全面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农民外出务工对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年龄对创业呈“倒U形”影响,拐点约在37岁,并且男性创业的概率要大于女性;（2）农民外出务工对农地流转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家庭务工人数和家中现金及存款总额的增加会促进农户做出农地流转的决策;（3）农地流转在农户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决策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外出务工的经历可以通过影响农地流转的决策从而影响创业的决策;（4）基于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外出务工后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将促使其做出创业的决定,外出务工后积累的金融资本则会促使其做出农地流转的决定,同时农地流转带来的物质资本又将最终促进农户的创业。对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外出务工、农地流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结合我国当前政策不足的地方,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第一,从农地流转的角度出发,应该进一步完善当前的机制,建立健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大力支持农民流转土地,还要进一步推动其创业来增加收入。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的监管体系是否完善,要使农民们能安心地进行交易。第二,从创业的角度出发,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创业的政策支持,也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鼓励农户进行自主创业,从而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稳定农民就业的大局,在脱贫攻坚战结束后,继续强化其战果,为接下来的乡村振兴任务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