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人对汉人的掳掠行为始于永乐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规模在波动中逐渐扩大,于崇祯年间达到顶峰。女真掳掠汉人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经济利益的冲突、军事、政治等多种因素。早年间,女真所掳汉人主要来自开原、辽阳等辽东人口密集地区及辽东边墙周边地区,其人员构成以底层农民与墩堡守军为主,至崇祯年间,随着后金（清）军多次入关,华北多地的汉人也沦为掳掠对象。汉人被掳后,大多在女真部落中居住,或被没入庄园为奴,从事农业生产,或成为家庭奴仆承担家庭劳动,也有部分得以编入八旗,甚至跻身统治阶层。针对女真的掳掠行为,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分化、招抚女真头领、督促建州卫搜查归还、对拒不听从的部落和头领实施警告与惩戒、修建辽东边墙和墩堡体系等,亦针对被掳汉人出台了一系列招徕政策,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此外,明朝还对与女真关系密切的李氏朝鲜政权提出了协助查还、共同出兵等要求,秉持“事大”原则的朝鲜较好地执行了明朝的要求,但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曾圆滑应对。在长期杂居共处的过程中,被掳汉人对女真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语言习俗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明朝末年,女真所掳汉人数量的激增使得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后金（清）政权和社会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为缓和社会矛盾、加强集权,皇太极出台多项调整民族政策、缓和民族关系的政策,满州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