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基于现有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体系,增加了对于法律主体行为规范的规定。了解利用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规则的概念是研究《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的前提,这一条款规定了在自动化决策的场景中,个人信息处理者应该承担的义务,以及信息主体所拥有的权利。对于自动化决策的判断是能否适用本条款的前提条件,首先要了解自动化决策的内涵以及种类,自动化决策可以分为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两类,在机器学习中又可以被分为一般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个人信息处理者,可分为国家、企业和个人,但是从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视角来看,不能够自主独立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方式以及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不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所规制的是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国家及政府机关、企业是最重要的两类主体,也是法律主要规制的对象;从规定的内容来看,第一款规定了保证决策透明和结果公平,算法透明在自动化决策的场景下尤其具有必要性,自动化决策不透明主要有三种形式,采取措施可以提高决策透明度;结果公平主要体现在人们能够被平等地对待,并且平等待遇不会对不同群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这两者其实是数据正义下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平、公正原则在自动化决策领域的体现,条款中专门针对“大数据杀熟”的现实问题,作出了不得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的规定。但是保证决策透明度,结果公平、公正以及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法律的规定都比较原则,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明确保证决策透明度以及结果公平、公正的具体规范含义。保证决策透明度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好告知义务,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告知义务的范围,可从告知义务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和时间要件进行理解。第二款、第三款则规定了狭义“算法解释权”以及“拒绝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没有规定类似欧盟算法解释权的权利束,这种解释说明的权利只能理解成一种狭义的“算法解释权”;拒绝自动化决策的权利适用于完全自动化决策,并且要求决策对信息主体造成重大影响,这种严格的规定也使得拒绝自动化决策的权利难以在实践中应用。将上诉内容放置在霍菲尔德法律关系框架之内,分析算法本身所具备的“权力”导致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之中,可以看出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在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上的规定不够具体,行政机关承担告知义务时行政相对人缺乏相应“积极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个人信息主体缺乏以“豁免”为内容的权利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