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致力于《孟子》研究,其孟学著作很丰富,在长期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孟子》对心性问题多有阐发,成为宋明理学的立论基础。朱熹集前贤之大成,巧妙地将佛、老思想与孟子心性学说相结合,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理学体系。朱熹的“理气观”、“性二元论”、“心统性情说”、“理欲观”、“格物致知论”等义理思想,并非一时形成,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这一点在其孟学著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理气观方面,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期,朱熹“理气不可分”、“理先气后”的思想已经形成。至《朱子语类·孟子》时,其理气观以“理气不可分”的思想为主,并从不同视角来深化这一思想,完善理气观。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最终以“心统性情”来阐释“心”、“性”、“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心主性情”为发端,后逐渐转向“心兼性情”,这一理论的名称也经历了“心统性情”——“心主性情”——“心统性情”的变化。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心统性情说”中的“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的双重内涵已经形成,但此时以“心兼性情”为主。在这一时期,“才情论”也初露其端,成为“心统性情”的一部分。朱熹至晚年时,“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得到平等对待,“才”与“情”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充分的阐释。自此,“心统性情说”已较为完备。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以“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性二元论来解释人性善恶问题,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胡子<知言>疑义》和《孟子精义》时期,朱熹一方面批评胡宏“性无善恶”说,表明自己性善的人性立场,并首次在其人性论中提及“气禀之性”;另一方面则不断汲取张载、二程之说,为性二元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孟子集注》初稿和《孟子或问》时期,朱熹初步确立“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思想,但此时受“理本论”思想的影响,并未将两性对立;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朱熹受“理先气后”思想的影响,将性、理分作两截,“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性二元论由此确立。在理欲观方面,朱熹早年受胡宏之说的影响,主张“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强调二者的同一性。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朱熹不再强调这一点,而是转向“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并从“义利”、“善恶”、“心正与否”、“修养工夫”等多角度论证这一问题,凸显“天理”、“人欲”的对立性。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扩大理、欲对立的范围,同时,重新对“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进行申发,进一步完善了理欲观。在格物致知论方面,朱熹申发孟子思想,以“尽心”、“知性”、“知言”、“明善”,阐释“格物致知”的内涵。在《胡子<知言>疑义》时,朱熹开始关注“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的联系。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朱熹不仅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还强调“尽心”、“知性”的顺序,试图与“知至”、“物格”的顺序相应。同时,朱熹将“知言”、“明善”也纳入“格物致知”理论体系中,认为“知言”即“格物”,“明善”即“致知”,是“格物”的前提。朱熹至晚年时,一改前说,认为“尽心”并非“知至”,而是“意诚”;“知言”并非“格物”,而是“格物”的前提;“明善”并非“致知”,而是“格物致知”。在构建全新的“格物致知论”时,由其衍生的“知行观”也随之形成,大致经历了“先行后知”——“先知后行”——“先知后行”、“知行不可分”、“行重知不轻”的发展历程。朱熹释《孟》,运用全新的诠释理路,极具特色。朱熹采用“集注”体对《孟子》进行注疏,力图摆脱传统经注和义疏体束缚,在不失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注重义理诠释,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在义理诠释的过程中,朱熹主动将原始儒学和理学进行融合,对《孟子》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创建了“新”孟学。正因如此,朱熹的孟学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提高了孟子的地位,扩大了《孟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孟子》超子入经,将孟学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朱熹虽然注重义理诠释,但不废考据。对《孟子》中的字词音义、人物史事、典章制度均有一定考证。在文本考证方面,对“至大至刚以直养无害”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的断句考证较多;在人事史实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对史事的考证,具体包括:“瞽、象杀舜之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血流漂杵”之事、“《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及“齐伐燕”之事等;在典章制度方面,侧重考察“贡、彻、助”之法、“井田制”、“市廛而不征”、“班爵制度”等问题;在古礼方面,重在考证“士不见诸侯之礼”。在考证的过程中,朱熹广征博引,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思想较为突出。然而,在义理学兴盛,考据学未兴的思潮下,其考据亦存在疏失,如“考证重复”、“考证不够严谨”、“考证不够全面深入”等,但这仍不能抹煞其在《孟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之后的学者沿着朱熹考证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深入和拓展,最终在清代使《孟子》考据学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