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整体实力跃居全球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同比名义增长9.7%1。在后疫情时代下,数字经济仍在逆势中加速腾飞,有效支撑社会经济基本发展,由此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虽发展基础良好、势头强劲。但整体上看发展不均衡,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的东部地区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省市普遍具有传统产业发展比重大、政府重视度不够、数字产业发展滞后等特征。我国发改委指出: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延展东部发展空间,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有利于推动东西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2。由此可见我国正出台各种政策促进西部地区加快数字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我国西部地区共包括12个省市及自治区,其中陕西省作为西北数字经济大省之一,其数字经济发展得益于坚实的人才根基、良好的数字环境以及完善的产业格局,发展基础雄厚且发展潜力巨大,2021年数字指数排名位列西部第二。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提出,陕西省数字化进程也迎来了新的攻关期,旧问题解决的同时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应首先摸清陕西省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进一步探究其区域发展差异变化和空间动态演进趋势,才能为其十四五的开局时期良好奠基。故本文从测度指数、地区差异以及演进动态这三大方面分析探究陕西省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内部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趋势。本研究基于2015-2020年陕西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文献研究的梳理学习,整理归纳各研究机构、专业学者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进而结合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特色界定本研究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定义,以此为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然后通过归纳梳理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类文献研究,综合择优选择最适合本文指标体系的测算方法作为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依据,由此针对陕西省整体及其十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对比。但仅仅分析其发展现状不够全面,故本文基于陕西省各城市数字指数将其各地级市分为发展良好、中等、滞后这三个梯队,进一步基于Dagum基尼系数将陕西省整体差异分解为梯队内差异、梯队间差异及超变密度,全面分析其区域差异变化特征,通过Moran’I指数、kernel核密度估计分析陕西省数字经济的整体空间演进趋势和城市集聚效应,深入实证分析陕西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差异及空间动态。研究发现:整体上2015-2020年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发展势头强劲并且整体规模不断提升。从城市层面看,西安市数字指数排名第一,符合其作为省会城市的位次;排名最后的是延安市,数字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从空间格局看,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城市分布特征。Moran’I指数结果表明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彼此之间存在空间集聚性和正向依赖性。具体表现在十个地级市中有西安、宝鸡、榆林等七个地级市之间存在空间聚集效应,其均位于Moran’I散点图的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而kernel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整体上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在逐渐缩小,区域内城市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而后Dagum基尼系数将整体差异分解为梯队内差异、梯队间差异及超变密度三部分,实证结果表明各城市梯队数字经济的发展均呈现波动性且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其中第一梯队城市:西安、榆林以及宝鸡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内部发展差距均呈现逐渐增大态势。同时从差异各方面的贡献度来看,三大梯队彼此之间的梯队间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其平均贡献度达到了53.60%,其次是梯队内差异,平均贡献度为26.69%,超变密度贡献占比最小。最后,本文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指出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和可改进空间,并由此提出部分保障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包括全面推进数字基础建设、深入构建“一总两带”格局、完善数字经济要素,发展数字产业集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