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以下简称“大会”）的召开为研究对象，探求战时东亚文学交流与帝国体制及区域文化变动的关系。在日本建构东亚新秩序的背景下，分别考察汪伪政权（南京和上海）、华北（北京）、伪满洲国和台湾四个区域对大会的参与和接受状况，讨论大会对战时文学交流和东亚文学图景的影响、大会与殖民各地的政治和文化互动、大会建构“大东亚”理念和“大东亚文学”的作用、参会文学者的不同姿态及心灵状态等问题。　　第一章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由“进入”世界史到“重构”世界史的东亚秩序观的变化:从以西方“文明/野蛮”二元逻辑将自己塑造为亚洲中心，到强调东洋与西洋的对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与欧美争霸。为这一目的开展“思想战”，建立一元化文艺体制，召开日本主导下文学者交流的大会，将各地文学和文学者纳入翼赞体制，力图塑造“大东亚”认同。　　第二章通过对南京、上海与会代表在三次大会上言论变化的考察，分析汪伪政权与日本的政治矛盾，及其借参会和承办大会的机会，以提倡文化沟通和东亚联盟精神为手段，积极争取政治独立和自主空间的意图。本章还探讨了文学者以疏离和回避的态度呈现出的“遮蔽的批判方式”，及他们以强调“东方传统”重新确立中华文明在东亚中心地位的努力。　　第三章以华北参会者所代表的台、满入京文学者、留守“老作家”以及新进“青年作家”三个群体为讨论对象，分析华北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和深厚的文化认同资源，如何影响他们对待“大东亚文学”的态度，以及因文化资源和权力争夺导致的文坛“新”“老”之分化。本章还通过对获奖作品的解读，论证“大东亚文学奖”这一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奖项所具有的某种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此种“悖论”现象体现的沦陷区文学与政治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　　第四章从帝国文化地理的角度，讨论大会强调的“东亚共荣”给伪满洲国和台湾提供的摆脱“南”“北”的边陲身份、进入帝国内部的“共荣”想象，以及在期待下潜藏的帝国意识与本土立场的差异，分析两地文学者在战时文艺体制的压制下被迫顺从的同时，对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的坚守，以之抵抗殖民同化。　　通过以上四章的分析，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欲建立“大东亚文学”以动员各地文学协力战争的意图已显出其虚幻性，文学者被压抑被戕害的命运也使得殖民批判成为应有之义。本文在结论中再次回顾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帝国性质及其塑造的东亚殖民文学观，希望对彻底清理此种殖民意识和话语方式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