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国家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制造业长期高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局面尚未改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问题依旧突出,这与人民呼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诉求相悖。为了改变企业传统观念,助力实现绿色发展,目前国家已经通过大力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外生机制也给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内伤”,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受到了冲击。因此,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利用区块链等先进数字技术服务实体经济,帮助制造业企业建立一套实现绿色转型的内生机制具备了理论和现实可能。然而,目前关于数字技术的研究多集中在金融领域,或只是探讨其与制造业相融合的理论可行性,为此本文以近年来区块链企业的兴起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选取覆盖全国的93个重点工业城市,将其中孕育区块链企业的城市设置为实验组,其余对对照组,并以2003—2017年的污染数据和治污成本为基础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和效果。首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数字经济新形势提出假说。一方面,传统的环境规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迫使企业做出改变,这种方法见效虽快但是对企业的副作用也同样显著,而且如果中央与地方存在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诉求矛盾时,极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庇护企业进行数据造假的情况,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企业数据利用能力,改善治污效率,防止数据造假,促使企业形成未来污染数据无法伪造的理性预期,这样基于长期经济利益考虑的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意愿会增强,因此提出假说:区块链企业有助于降低所在城市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治污成本。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必然要以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为中介目标,降低真实污染并减少长期治污成本。区块链企业一般位于互联网发展水平高、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好的城市,在此基础之上区块链技术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当地制造业企业对数据要素的应用能力,有了数据处理能力的背书,企业就能方便的通过更新生产理念、引入数字技术等多重手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转型。因此提出假说:区块链通过提高制造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其次,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当前数字技术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并进行了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静态效应下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治污成本的did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动态效应下治污成本系数显著性存在明显滞后,这表明区块链企业的确降低了所在地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和治污成本,即促进了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加持虽能较快的实现企业污染数据透明可追溯,迫使企业立刻减少污染排放,但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故存在滞后效应。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区块链企业主要通过提升所在城市制造业的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继而减少污染排放并降低治污成本。另外,异质性检验发现区块链企业的绿色效应受企业所有制、产业结构和单位GDP能耗影响而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国有区块链企业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绿色转型促进方面表现更好,二次产业占比高和单位GDP能耗高的城市污染排放和治污成本降低更显著,这是由于这些城市制造业占比高,绿色技术水平低,转型潜力更大。最后,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证明在制造业领域,区块链以其技术设计取代传统的权威控制和情感信任,具备公开透明、分布广泛、不可篡改伪造和取缔记录的显著优势,可在中国本土培育发展为一种新型的内生性环境规制工具,将对环保欺诈、监测数据失真等排污行为产生冲击和对治污研发产生倒逼效应,最终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现制造业创新绿色转型。另外,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转型中已经暴露出由于转型能力不够、转型成本偏高以及转型阵痛期较长导致的不会转、不能转和不敢转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各地方政府应抓住新基建契机出台数字产业政策、建设城市专业化区块链平台、大力支持技术创新、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等建议,对于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的“双赢”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集国企、民企、监管机构在内的互动模型,创新性的从内生角度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区块链提升自身数据资源处理能力从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绿色转型,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之一;二是在理论模型中创新性地引入数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拥有显著区别于资本和劳动的特征,将其简单的归类于资本或劳动都不合适,故本文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是本文的另一创新;三是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区块链应用的可行性,本文分别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析了制造业应用数字技术完成绿色转型升级的机制,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为本文的结论提供了较强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