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多采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日常事务,出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会产生一系列公司治理问题。为了解决企业委托代理的问题,股权激励制度应运而生,这一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应用较为成熟,可以很好的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减少代理成本。我国一些企业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效果却参差不齐。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一方面肯定了股权激励实施的积极效应,同时也发现了我国企业以往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存在较大的问题,无法真正实现激励效应反而成为某些企业管理者谋取私利的手段,表现为管理层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制定的话语权过大、部分企业股权激励偏向于福利性质的激励而非实质性的激励。我国企业内部并无独立机构制定股权激励计划,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也无法对企业股权激励进行有效监督。股权激励的实施受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影响,部分企业的股权激励方案设置不合理,如激励条件流于形式、授予价格过低、等待期较短、激励考核指标选取不合理、行权条件过于宽松等,存在变相发放福利的情况。这不仅不会缓和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反而损害了企业股东的利益。相关研究表明这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监管力度弱造成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陆续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始于1991年发行B股,近年来也一直在积极的探索合理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出台了许多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新兴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来自境外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为我国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在研究新兴资本市场时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资本市场开放所产生的影响,但其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同样值得探究。本文主要研究境外投资者与我国企业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以“沪港通”政策的实施为自然实验背景,运用多期DID（Time-varying DID）的研究方法,考察在“沪港通”这一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下,境外投资者的进入,对我国企业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影响。文章主要采用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等方法来开展研究。分别探讨境外投资者与企业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强度、股权激励行权条件、高管持股、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经济后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境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方式和结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量的投资额、先进的治理理念与更为严格的监督机制使得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行为更加规范有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管的持股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境外投资者对企业发布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股权激励存在约束作用,企业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发放的激励股份数减少,股权激励强度降低;境外投资者促使企业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企业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相对提高,这对被激励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业绩要求,保证了股权激励计划的可靠性;同时,境外投资者所带来的强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先进的治理理念,也给予了企业高级管理者对企业发展前景充足的信心,增强了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积极性;在境外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下,我国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分组比较后发现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有效性受境外投资者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督,建立健全相关政策。积极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引导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企业治理,进而促使我国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资本市场成熟发展、经济社会不断进步。（2）完善我国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针对股权激励出台更为详细的方案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积极的引导,提高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信心与动力,加强监督,为企业高管持股提供更多的途径,充分发挥专业人员的股权激励效用。（3）改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设置独立的机构开展股权激励活动,促使我国企业的股权激励行为更加独立,股权激励方案制定更为合理科学、股权激励模式更为丰富多样、行权条件更为严格,真正实现股权激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