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T.S.艾略特受洗皈依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极具天主教倾向的教派--高派教会(High Church)。似乎与艾略特“现代派诗歌之父”的声誉不符的是，1928年艾略特对外宣布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公教教徒”。本论文旨在思考，在他的写作中，“保守”的信仰是如何与“现代的”、“当下”的经验结合的?艾略特的诗歌、诗学、社会文化理论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基督教思想?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是第2章到第8章。第2章主要以时间为线索，追溯并探讨艾略特家族及其本人早年的特殊经历是如何一步步带领他走向基督教信仰的。艾略特祖辈的“神格一位论派”信仰及远祖的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信仰传统无疑对艾略特的宗教皈依打下了基础。艾略特早年在哈佛、牛津攻读哲学博士的经历也为他打开了广阔的宗教思考的天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使得艾略特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有效性和宗教拯救的可行性。
　　 第3章主要通过解读艾略特的诗歌《枯叟》，来分析皈依之前的艾略特对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评价，并结合诗歌文本分析基督教的衰落与欧洲世俗化的进程。艾略特认为基督教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知识的过度崇拜带来的人类理性主义的狂妄；二是物质主义世界观与世俗化带来的基督教意义下的“原罪痕迹的扩大”。
　　 第4章主要借用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相关理论，结合艾略特皈依前后创作的诗歌分析艾略特皈依基督教的心理。在《艾略特先生的主日晨拜》一诗中我们看到了艾略特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基督教的历史进程及其神学争议的深刻剖析；结合同时期艾略特的信件和相关传记，在《荒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艾略特的私人荒原，艾略特的“病态心理人格”与不幸的婚姻最终把艾略特推向了基督教信仰。
　　 第5章旨在挖掘艾略特早期诗学的两个重要思想源头与基督教的关系：布拉德雷的“直接经验”、“绝对经验”对艾略特“统一感受性”诗学术语的提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艾略特看来，布拉德雷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马修·阿诺德宗教观、笛卡尔“天使主义的罪”最有力的反拨；艾略特早期诗学的第二个重要源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T.E.休姆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诗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国象征主义、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这种诗学和这些诗歌运动的一个共同前提都是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反抗，在休姆、艾略特等人看来，浪漫主义诗学的问题正在于浪漫主义者错误的宗教态度，即一种忘记人的有限、把人无限拔高到了近乎上帝的态度。
　　 第6章主要分析艾略特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中晚期诗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包括艾略特对基督教与文学、基督教与文化、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之关系的深入探讨。艾略特认为基督教文学不一定要与基督教题材有关，基督教文学应该是一种能“不自觉”地表现基督教及基督精神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挑战他者的“护教”性质的文学。而艾略特对普世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提倡也颇具启发意义。
　　 第7章在艾略特二战前后发表的《基督教社会的构想》一书的基础上，整理了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思想。艾略特批判二战前的欧洲各国的“非基督教化”政治，他反驳认为民主政治是与基督教完全合拍的政治体制的观点，他认为正是政治、宗教的自由主义倾向，演变成了德国纳粹的极权主义。艾略特所构想的“基督教社会”是一个由“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社团”和“基督徒团体”组成的追求“至福”的社会。
　　 第8章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挖掘艾氏后期代表作《四个四重奏》背后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艾略特在第一个四重奏《焚毁的诺顿》里暗示了一种灵魂通过“静寂”与“自我否定”的方式向上帝“上升”的神秘主义路径，在第二个四重奏《东科克》中则指出了一条通往“上帝的黑暗”的“下降”的神秘主义路径，而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这种“下降”的最高奥秘所在。艾略特认为“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都是一样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帝自身的缘故”寻求“与上帝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