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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名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基于“礼尚往来”的人情消费在中国历来已久，然而近年来家庭人情消费金额随着社会的发展逐年攀高，在很多地方已出现人情消费泛滥的态势，相比之下这种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农村的人情消费呈现出频率高、金额大的特点，每年的人情消费总金额几乎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因此，应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批示，要加强村民自治，与此同时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达到抓典型、树榜样的目的从而引导村民建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念，促进我国乡村振兴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治理对策；
“人情”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很多研究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定义。阎云翔认为：“人情包括了以下四种内容：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人的情感；3、社会生活中交换的载体；4、礼物交换的隐形规则”。朱晓莹将在人际交往中交换的社会资源定义为：“人情消费，包括现金、礼品”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的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主要是指：出现在一些仪式实务需要通过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受邀者将通过“随礼”的方式向宴请实务主人贺礼。现阶段的贺礼形式多为礼金，所以本研究中的“人情消费”主要指用于该种形式的现金消费。
一、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
1、消费频率高
在中国人眼中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数婚嫁、丧葬，老百姓将其称为“红白喜事”，一直以来红白喜事是老百姓最受重视也最能接受的人情消费方式，然而最近几年在农村中出现诸如生育、乔迁、老人小孩的生日、升学、开业、当兵、立碑等事务都要大宴宾客广收礼金，据初略统计农村的人情消费名目已经增加到二十多种。由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只有到年末才能回村，所以很多家庭摆酒席操办需要随礼的实务都会推到年末春节前后，很多家庭在腊月春节前后为了赶酒席随礼需要全家出动。
2、消费金额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礼只是一些鸡蛋、谷物等物品或许少许现金如五到十块不等，但是在农村的人情消费具有“滚雪球[4]”效应。每户操办过酒席的家庭都会详细地记录客人随礼的礼簿作为还礼的依据，由于“面子”还礼的时候一般会比当初给自己随礼的礼金要高，所以礼金金额逐年增加，從记忆里五块十块增长到现在的三百到五百不等，二十年的时间里单笔人情消费的金额增加了三十到五十倍。很多家庭对此苦不堪言，甚至有的家庭通过贷款支付人情消费。
3、攀比心理重
攀比心理既是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现状也是其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家庭都对人情消费苦不堪言但是碍于“面子”又不能不赴宴随礼，有村民说：“收了别人的人情礼，不还给人家，会被别人说‘懂不起’、‘抠门’。”攀比心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随礼的礼金上如果明显少于别人时就会觉得会被别人看不起；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在自己在操办酒席时来赴宴的人数和所收受礼金的金额的攀比中，操办酒席时赴宴的人越多收受的礼金金额越大自己的内心优越感越强。
二、解决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方法探讨
我国部分农村人情消费已泛滥成灾，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农村的发展。人情消费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当事人，然而在解决的过程中需要有人带头，在我国的社会体制中这个带头人是政府，需要政府出面采取行政或非行政的方法引导和整治人情消费泛滥的现象。
（一）引导宣传为重
人情消费是村民的自发行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多参与者对此在心底里是排斥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人们都是在遵从“礼尚往来”的习俗，由于前几年的人情消费使得人们相互间“欠着人情债”，即便是一种人情买卖也使得人们在某种层面上是愿意为其付账的，这个过程并无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政府对广大老百姓的摆酒行为直接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制止可能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会导致民怨。因此解决的第一步就是要加强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标语等方式宣传从而形成制止不适宜人情消费的社会舆论。要让老百姓明白整治人情消费泛滥的措施是和中央政策是相符合的，从而得到更多的拥护。
（二）村民自治为主
人情消费其实是一个小范围的自发行为，其受约于民俗和观念，在整治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上应该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管理权利，提高村民的自制能力，通过全村村民民主协商成立“清风理事会”，大会规定可以操办酒席的名目，以及礼金的额度等人情消费的事项并形成“村规”，并聘请村里面一些有名望的人形成相关的工作小组，监督“村规”的落实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宣传，形成舆论效应，中国人都有从众心理，而且中国人的面子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舆论，对于不遵从“村规”滥办酒席的家庭给予舆论的压力，改变人情泛滥的风气。
（三）行政强制为辅
农村人情消费的泛滥程度已经非常严重，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治理泛滥的人情消费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行。行政手段一般用于党员、企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其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约束效力交差，但是也能起到示范作用。比如宿迁市出台了《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党员、干部操办红白喜事时宴请宾客的数量不能超过5桌，城乡居民不能超过8桌。虽然这些行政手段不能完全制止这些行为，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抓典型树榜样的带动作用。但是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徐徐渐进，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的解决是一场持久战，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多以引导，鼓励的政策为主。
泛滥的人情消费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操办酒席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除此之外人情消费也为农村官员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要解决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指示，同时要加强村民自治，同时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达到抓典型、树榜样的目的从而引导村民建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念，促进我国乡村振兴设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陈芳（1993-），女，籍贯：四川巴中，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治理对策；
“人情”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很多研究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定义。阎云翔认为：“人情包括了以下四种内容：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人的情感；3、社会生活中交换的载体；4、礼物交换的隐形规则”。朱晓莹将在人际交往中交换的社会资源定义为：“人情消费，包括现金、礼品”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的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主要是指：出现在一些仪式实务需要通过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受邀者将通过“随礼”的方式向宴请实务主人贺礼。现阶段的贺礼形式多为礼金，所以本研究中的“人情消费”主要指用于该种形式的现金消费。
一、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
1、消费频率高
在中国人眼中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数婚嫁、丧葬，老百姓将其称为“红白喜事”，一直以来红白喜事是老百姓最受重视也最能接受的人情消费方式，然而最近几年在农村中出现诸如生育、乔迁、老人小孩的生日、升学、开业、当兵、立碑等事务都要大宴宾客广收礼金，据初略统计农村的人情消费名目已经增加到二十多种。由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只有到年末才能回村，所以很多家庭摆酒席操办需要随礼的实务都会推到年末春节前后，很多家庭在腊月春节前后为了赶酒席随礼需要全家出动。
2、消费金额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礼只是一些鸡蛋、谷物等物品或许少许现金如五到十块不等，但是在农村的人情消费具有“滚雪球[4]”效应。每户操办过酒席的家庭都会详细地记录客人随礼的礼簿作为还礼的依据，由于“面子”还礼的时候一般会比当初给自己随礼的礼金要高，所以礼金金额逐年增加，從记忆里五块十块增长到现在的三百到五百不等，二十年的时间里单笔人情消费的金额增加了三十到五十倍。很多家庭对此苦不堪言，甚至有的家庭通过贷款支付人情消费。
3、攀比心理重
攀比心理既是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现状也是其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家庭都对人情消费苦不堪言但是碍于“面子”又不能不赴宴随礼，有村民说：“收了别人的人情礼，不还给人家，会被别人说‘懂不起’、‘抠门’。”攀比心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随礼的礼金上如果明显少于别人时就会觉得会被别人看不起；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在自己在操办酒席时来赴宴的人数和所收受礼金的金额的攀比中，操办酒席时赴宴的人越多收受的礼金金额越大自己的内心优越感越强。
二、解决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方法探讨
我国部分农村人情消费已泛滥成灾，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农村的发展。人情消费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当事人，然而在解决的过程中需要有人带头，在我国的社会体制中这个带头人是政府，需要政府出面采取行政或非行政的方法引导和整治人情消费泛滥的现象。
（一）引导宣传为重
人情消费是村民的自发行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多参与者对此在心底里是排斥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人们都是在遵从“礼尚往来”的习俗，由于前几年的人情消费使得人们相互间“欠着人情债”，即便是一种人情买卖也使得人们在某种层面上是愿意为其付账的，这个过程并无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政府对广大老百姓的摆酒行为直接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制止可能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会导致民怨。因此解决的第一步就是要加强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标语等方式宣传从而形成制止不适宜人情消费的社会舆论。要让老百姓明白整治人情消费泛滥的措施是和中央政策是相符合的，从而得到更多的拥护。
（二）村民自治为主
人情消费其实是一个小范围的自发行为，其受约于民俗和观念，在整治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上应该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管理权利，提高村民的自制能力，通过全村村民民主协商成立“清风理事会”，大会规定可以操办酒席的名目，以及礼金的额度等人情消费的事项并形成“村规”，并聘请村里面一些有名望的人形成相关的工作小组，监督“村规”的落实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宣传，形成舆论效应，中国人都有从众心理，而且中国人的面子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舆论，对于不遵从“村规”滥办酒席的家庭给予舆论的压力，改变人情泛滥的风气。
（三）行政强制为辅
农村人情消费的泛滥程度已经非常严重，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治理泛滥的人情消费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行。行政手段一般用于党员、企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其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约束效力交差，但是也能起到示范作用。比如宿迁市出台了《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党员、干部操办红白喜事时宴请宾客的数量不能超过5桌，城乡居民不能超过8桌。虽然这些行政手段不能完全制止这些行为，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抓典型树榜样的带动作用。但是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徐徐渐进，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的解决是一场持久战，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多以引导，鼓励的政策为主。
泛滥的人情消费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操办酒席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除此之外人情消费也为农村官员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要解决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指示，同时要加强村民自治，同时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达到抓典型、树榜样的目的从而引导村民建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念，促进我国乡村振兴设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陈芳（1993-），女，籍贯：四川巴中，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