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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简·爱》一书中罗切斯特夫妇的形象,本文深入剖析了小说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自身的情感经历,得出罗切斯特夫妇形象的塑造并不公正的结论,作者美化了罗切斯特,却刻意扭曲了他的妻子伯莎·梅森的形象,这是作者自己的情感纠葛造成的不公正的结果。
关键词:《简·爱》 埃热夫妇 伯莎·梅森
《简·爱》这部作品虽已经诞生一百六十三年了,但它仍然是英国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时间进入到20世纪,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主题的挖掘日益深入,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价几经起落。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勃朗特姐妹的生活经历与她们的作品不可分割。夏洛蒂·勃朗特三十九年短暂的生命,始终在哈沃斯寒风呼啸的荒原上盘桓,她的生活经历止水不波,视野的范围被局限在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她不能不从自己的生活里汲取创作的素材。夏洛蒂热情而富于幻想的天性,赋予她笔下的人物一种特殊的诗意,即使在上百年之后,她的作品仍然具有激发强烈情感的力量,探寻这些鲜活的文字背后,处处可见夏洛蒂自己生活经历的烙印。
盖斯凯尔夫人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一直享有盛誉,被看做是勃朗特文学研究的权威文献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她却日益受到指责。在这部作品里,夏洛蒂在比利时的法语教师埃热先生被略去不提,而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和他的妻子正是罗切斯特夫妇的原型。如果不了解埃热夫妇,了解夏洛蒂与他们的情感纠葛,就不可能破译隐藏在罗切斯特夫妇身上的密码。凭心而论,对盖斯凯尔夫人的指责并不公平。她与夏洛蒂友情深厚,因而不能不顾忌她仍然在世的丈夫与父亲的感情;盖斯凯尔夫人自身严谨的道德观,也让她对爱恋有夫之妇这种禁忌之恋感到难以启齿。对此缄默不语,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1842年是夏洛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年。二十八岁的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来到比利时布鲁赛尔,计划在这里学习法语,以便在未来计划开设的学校里担任法语教师。她的老师埃热教授从此走进她的生活,这位颇有文学造诣的教师,对夏洛蒂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完全占据了她的感情。夏洛蒂对这位已婚的教师产生了热烈而绝望的爱情,这种影响终身不曾消失。夏洛蒂的一本传记中写到:“离开比利时布鲁赛尔时,她的心就此死去”。这段爱情从未得到回应,但她心中至死都在怀念这位爱人。她在作品中一次次再现了这段经历,《简·爱》这部小说就是她情感最好的见证之一,将夏洛蒂的生活与《简·爱》中的故事相对比,能感觉到许多相似之处。罗切斯特夫妇是埃热夫妇生动但不完全真实的肖像,而简就是夏洛蒂孤独忧郁的自画像。
一 简的感情是夏洛蒂自己爱情的写照
简对罗切斯特的爱情,曾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而它的原型恰恰是夏洛蒂自己对埃热绝望的爱情。这段感情不符合伦理,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被刻意隐藏。埃热先生的子女在父亲去世后,将夏洛蒂写给埃热的情书捐献给大英博物馆,才让这段被埋藏的感情重现天日。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夏洛蒂写给埃热的信,仍会对其中深深的绝望感到不寒而栗。埃热一生没有提到过这段感情,因此无法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而这段感情的失意埋藏在夏洛蒂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她的内心,由此带来剧烈而长久的痛苦,并忠实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
简的爱情和婚姻,曾经被一些学者诟病,指出是作者向大众的一种妥协,婚姻提高了简的社会等级,却减少了她的独立性,损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在这里,如果与夏洛蒂自己的地位结合起来综合来看的话,夏洛蒂如此安排未必是出于趋炎附势,或是对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念认同,而是她内心自卑感的一种曲折反射。埃热夫妇既是她的教师,后来又成为她的雇主,夏洛蒂始终有一种从属之感,因此罗切斯特的贵族身份,可以拉开他和简之间的社会等级,夏洛蒂的主人公必须和她处于同样的地位,她才能更深入简的内心世界,这种自卑感从未消除。了解夏洛蒂自己的感情经历之后,我们重新审视简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无论作者怎样刻意渲染他们如何相爱,我们都能感觉到简得到完满的爱情与婚姻,不过是出于想象。夏洛蒂自己的爱情以失意告终,她无力反抗这样的现实,只能在作品中得到虚幻的满足。
简在发现罗切斯特是有妇之夫后,毅然选择离开,从此这个人物成为女性追求感情上平等独立的象征。但是细细去追究作品背后隐藏的故事,就会发现夏洛蒂对于被迫离开埃热先生这一点始终心怀怨恨。20世纪的研究者们都在质疑简和罗切斯特的结局:简得到飞来的横财,而罗切斯特却不但失去财产,还莫名地成为残疾。简的幸福要靠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全,伯莎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严重伤害了简与罗切斯特的故事中追求的平等,只是把主人与从属者换位。夏洛蒂在此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绝望,她作品中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疯狂,她在书中倾泻了自己的怨恨,但是却严重地伤害了作品的完整,20世纪关于罗切斯特夫妇谁是谁非的论争从此而生,伯莎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让很多研究者为这位实际上是夏洛蒂情敌的可怜主人公鸣冤。
二 罗切斯特夫妇与埃热夫妇的形似神离
将埃热夫妇的生活与罗切斯特夫妇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对夫妇在外表上非常相似。埃热夫人同样比丈夫大五岁,她的家庭富有,因而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她的丈夫需要她的经济支援。在性格上,两对夫妇更相像,埃热先生富有才智而易于激动,埃热夫人精明能干而有些专制。曾经有研究者指出,埃热先生在婚姻中一反常态,处于家庭的被支配地位,无论从年龄、才干还是经济方面都屈于下风,家庭地位的不平衡,使他在心理上不自觉地认同处于卑微地位的夏洛蒂,因此他对夏洛蒂有隐藏的亲近心理。但是,埃热绝对不是罗切斯特。从无证据表明,他对夏洛蒂的感情有逾距之处,相反,对此他刻意回避,现实生活里,埃热夫妇的生活总体来说相当和睦,我们不能将他们与罗切斯特夫妇等同起来。
在小说里,罗切斯特夫妇水火不容。我们必须考虑夏洛蒂的自身立场,她爱慕男主人公,而与对方的妻子感到“深深的不合”,无论怎样的辩白,都不能改变她家庭潜在破坏者的形象。从夏洛蒂自己的感情出发,她将这段婚姻视为破坏自己幸福的障碍。在小说中,罗切斯特被揭穿已婚身份这个情节奇峰突起,使简与罗切斯特的幸福化为泡影。此时,作家本人与她的人物融为一体,因为爱人是有夫之妇而失去爱情。因此这段婚姻里出现任何情感因素都是她所不能接受的,罗切斯特与他的妻子必须毫无情爱可言,甚至是彼此厌恶,他们与埃热夫妇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盖斯凯尔夫人在撰写她的那部传记时,曾经对某个问题感到深深的棘手:夏洛蒂与埃热夫人的关系破裂,甚至无法维持表面上的礼仪。盖斯凯尔夫人夸大了她们之间的宗教矛盾,认为是夏洛蒂对天主教徒的偏见毁坏了她们之间的关系。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夏洛蒂固然对天主教徒极为反感,她与埃热夫人的情感对立更加剧了这种厌恶之情,但根本原因是埃热夫人察觉了夏洛蒂对于自己丈夫的感情,作为妻子当然无法容忍,而她碍于教养却又无法发作,因此只能维持一种刻意的冷淡。盖斯凯尔夫人无法堂而皇之地描写这种冲突,只能将它归咎于夏洛蒂与埃热夫人的宗教冲突。在夏洛蒂自己的笔下,这种感情直接发泄在罗切斯特的法国情妇瓦朗身上,瓦朗是天主教徒,也是背信弃义而放荡的象征,是夏洛蒂与埃热夫人冲突余怒未熄的丑化作品。
三 被丑化的伯莎与被美化的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夫妇的婚姻真相,在20世纪的研究中出现分水岭。现代的研究者指出,作者出于对于罗切斯特的感情,刻意美化了他的形象,而忽视他在自己婚姻里的过失。伯莎的发疯,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而没有任何佐证,相反,他却在当时法律的保护之下,堂而皇之地将伯莎的财产据为己有,他实际上是这段婚姻的受益者,而被他掠夺的伯莎却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权利。伯莎的真实性格,她在婚姻里的经历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完全不曾描绘,因而这个人物塑造得相当苍白无力,缺乏说服力。
1979年,两位美国学者出版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作品一经问世便众说纷纭,这部独具匠心,包罗万象的大部头作品,至今已经成为英美文学评论中不能错过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梅森以主角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线。研究者的女权主义立场,使她们能够另辟蹊径,深度挖掘这个人物背后复杂的蕴含。面纱落下之后,罗切斯特的光彩逐渐黯淡,他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叙述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伯莎,究竟是堕落丑陋的疯子,还是金钱交易婚姻的牺牲品?新的研究领域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可能,伯莎这一长期遭人误解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还原。在罗切斯特的婚姻关系中,她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另一个受害者。
从艺术的角度去探讨伯莎,我们会发现这一形象并不完整。在这部作品里,她沦为推动情节的工具,而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罗切斯特对她的种种指控,完全建立在单方面的基础之上因而不足为信。这个形象的前后不一致造成它的分裂。简的情敌英格拉姆小姐,无疑就是二十年前的伯莎,她们从家世、性格乃至外表都惊人的吻合,英格拉姆小姐与简的对决,就是简与伯莎的对立。因此我们更无法理解伯莎这位牙买加城的社交皇后,是如何演变为桑菲尔德阁楼中的幽灵,婚前的她,无疑美丽而富有教养,用精神疾病的借口来解释她最后的发疯令人无法信服。她是怎样的人?她为什么会发疯?遗憾的是,夏洛蒂从没有去发掘她身上隐藏的故事,这种态度并不公正。
事实上,如果不丑化伯莎,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会摇摇欲坠。罗切斯特娶伯莎的动机,原本就出于对嫁妆的追逐,婚前缺乏彼此了解,婚后当然没有任何和谐可言,但是夏洛蒂抛开了她自身应有的客观、公允的立场去看待这场婚姻,而简单地把责任推到伯莎一个人身上。想要完整地理解伯莎这个人物,去还原她与罗切斯特婚姻的真相,我们必须去追溯夏洛蒂生活的轨迹,了解她隐藏在书页背后的真实感情。埃热夫妇情感融洽,埃热先生是贤夫良父,虽然他基本上是罗切斯特的原型,但与夏洛蒂之间并无感情纠葛。因此夏洛蒂既要完全真实地在小说中塑造他的性格,又必须完全虚构他的感情世界。夏洛蒂出于自身情感的需要,不能允许这个形象有任何瑕疵,因此只能去诋毁伯莎。在对伯莎的描写上,她处境的卑微使她无法消除内心由自卑引起的怨恨,埃热夫人在家庭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在夏洛蒂笔下成为三万镑嫁妆,罗切斯特夫妇的婚姻被处理成完全冷酷的交易。夏洛蒂反复强调伯莎的钱是罗切斯特娶她的原因,而罗切斯特对金钱和美色的追逐她却视而不见。
夏洛蒂是那种将自身经历与作品紧密结合的作家之一,她生活的范围狭小,视野局限,因而她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生动地在作品中再现它,由于其中蕴藏着真情实感,因而特别富于艺术感染力。但是这种特点有利也有弊,缺陷就是她常常抛开作家自身应有的客观公允的立场去看待事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事物进行刻意歪曲,这与其说是真相还不如说是出于作者自身的需要。想要全面地了解《简·爱》这部作品,就必须与她在比利时的情感经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罗切斯特夫妇做出公正的评价。夏洛蒂在塑造这部作品时,很难克制自身的感情,因此小说中具有感人的生动力量,另一方面她无法克制嫉妒之心,由于伯莎是以埃热夫人为原型,因而她无法公正地对待她,伯莎这个人物就成了夏洛蒂感情的牺牲品。夏洛蒂毕竟不是她笔下的简,她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虚构的作品中得到满足。埃热先生化身为经过美化的罗切斯特,与夏洛蒂自己的化身—简终成眷属,而埃热夫人却成为发疯而被囚禁的伯莎。幸福美满的结局掩饰不住这部作品中埋藏的绝望与哀伤。夏洛蒂的自我安慰不过是梦幻一场,而幸福却是她永远等待不到的希冀。
参考文献:
[1] 祝庆英:《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 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陈虹,女,1958—,沈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简·爱》 埃热夫妇 伯莎·梅森
《简·爱》这部作品虽已经诞生一百六十三年了,但它仍然是英国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时间进入到20世纪,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主题的挖掘日益深入,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价几经起落。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勃朗特姐妹的生活经历与她们的作品不可分割。夏洛蒂·勃朗特三十九年短暂的生命,始终在哈沃斯寒风呼啸的荒原上盘桓,她的生活经历止水不波,视野的范围被局限在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她不能不从自己的生活里汲取创作的素材。夏洛蒂热情而富于幻想的天性,赋予她笔下的人物一种特殊的诗意,即使在上百年之后,她的作品仍然具有激发强烈情感的力量,探寻这些鲜活的文字背后,处处可见夏洛蒂自己生活经历的烙印。
盖斯凯尔夫人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一直享有盛誉,被看做是勃朗特文学研究的权威文献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她却日益受到指责。在这部作品里,夏洛蒂在比利时的法语教师埃热先生被略去不提,而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和他的妻子正是罗切斯特夫妇的原型。如果不了解埃热夫妇,了解夏洛蒂与他们的情感纠葛,就不可能破译隐藏在罗切斯特夫妇身上的密码。凭心而论,对盖斯凯尔夫人的指责并不公平。她与夏洛蒂友情深厚,因而不能不顾忌她仍然在世的丈夫与父亲的感情;盖斯凯尔夫人自身严谨的道德观,也让她对爱恋有夫之妇这种禁忌之恋感到难以启齿。对此缄默不语,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1842年是夏洛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年。二十八岁的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来到比利时布鲁赛尔,计划在这里学习法语,以便在未来计划开设的学校里担任法语教师。她的老师埃热教授从此走进她的生活,这位颇有文学造诣的教师,对夏洛蒂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完全占据了她的感情。夏洛蒂对这位已婚的教师产生了热烈而绝望的爱情,这种影响终身不曾消失。夏洛蒂的一本传记中写到:“离开比利时布鲁赛尔时,她的心就此死去”。这段爱情从未得到回应,但她心中至死都在怀念这位爱人。她在作品中一次次再现了这段经历,《简·爱》这部小说就是她情感最好的见证之一,将夏洛蒂的生活与《简·爱》中的故事相对比,能感觉到许多相似之处。罗切斯特夫妇是埃热夫妇生动但不完全真实的肖像,而简就是夏洛蒂孤独忧郁的自画像。
一 简的感情是夏洛蒂自己爱情的写照
简对罗切斯特的爱情,曾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而它的原型恰恰是夏洛蒂自己对埃热绝望的爱情。这段感情不符合伦理,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被刻意隐藏。埃热先生的子女在父亲去世后,将夏洛蒂写给埃热的情书捐献给大英博物馆,才让这段被埋藏的感情重现天日。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夏洛蒂写给埃热的信,仍会对其中深深的绝望感到不寒而栗。埃热一生没有提到过这段感情,因此无法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而这段感情的失意埋藏在夏洛蒂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她的内心,由此带来剧烈而长久的痛苦,并忠实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
简的爱情和婚姻,曾经被一些学者诟病,指出是作者向大众的一种妥协,婚姻提高了简的社会等级,却减少了她的独立性,损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在这里,如果与夏洛蒂自己的地位结合起来综合来看的话,夏洛蒂如此安排未必是出于趋炎附势,或是对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念认同,而是她内心自卑感的一种曲折反射。埃热夫妇既是她的教师,后来又成为她的雇主,夏洛蒂始终有一种从属之感,因此罗切斯特的贵族身份,可以拉开他和简之间的社会等级,夏洛蒂的主人公必须和她处于同样的地位,她才能更深入简的内心世界,这种自卑感从未消除。了解夏洛蒂自己的感情经历之后,我们重新审视简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无论作者怎样刻意渲染他们如何相爱,我们都能感觉到简得到完满的爱情与婚姻,不过是出于想象。夏洛蒂自己的爱情以失意告终,她无力反抗这样的现实,只能在作品中得到虚幻的满足。
简在发现罗切斯特是有妇之夫后,毅然选择离开,从此这个人物成为女性追求感情上平等独立的象征。但是细细去追究作品背后隐藏的故事,就会发现夏洛蒂对于被迫离开埃热先生这一点始终心怀怨恨。20世纪的研究者们都在质疑简和罗切斯特的结局:简得到飞来的横财,而罗切斯特却不但失去财产,还莫名地成为残疾。简的幸福要靠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全,伯莎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严重伤害了简与罗切斯特的故事中追求的平等,只是把主人与从属者换位。夏洛蒂在此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绝望,她作品中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疯狂,她在书中倾泻了自己的怨恨,但是却严重地伤害了作品的完整,20世纪关于罗切斯特夫妇谁是谁非的论争从此而生,伯莎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让很多研究者为这位实际上是夏洛蒂情敌的可怜主人公鸣冤。
二 罗切斯特夫妇与埃热夫妇的形似神离
将埃热夫妇的生活与罗切斯特夫妇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对夫妇在外表上非常相似。埃热夫人同样比丈夫大五岁,她的家庭富有,因而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她的丈夫需要她的经济支援。在性格上,两对夫妇更相像,埃热先生富有才智而易于激动,埃热夫人精明能干而有些专制。曾经有研究者指出,埃热先生在婚姻中一反常态,处于家庭的被支配地位,无论从年龄、才干还是经济方面都屈于下风,家庭地位的不平衡,使他在心理上不自觉地认同处于卑微地位的夏洛蒂,因此他对夏洛蒂有隐藏的亲近心理。但是,埃热绝对不是罗切斯特。从无证据表明,他对夏洛蒂的感情有逾距之处,相反,对此他刻意回避,现实生活里,埃热夫妇的生活总体来说相当和睦,我们不能将他们与罗切斯特夫妇等同起来。
在小说里,罗切斯特夫妇水火不容。我们必须考虑夏洛蒂的自身立场,她爱慕男主人公,而与对方的妻子感到“深深的不合”,无论怎样的辩白,都不能改变她家庭潜在破坏者的形象。从夏洛蒂自己的感情出发,她将这段婚姻视为破坏自己幸福的障碍。在小说中,罗切斯特被揭穿已婚身份这个情节奇峰突起,使简与罗切斯特的幸福化为泡影。此时,作家本人与她的人物融为一体,因为爱人是有夫之妇而失去爱情。因此这段婚姻里出现任何情感因素都是她所不能接受的,罗切斯特与他的妻子必须毫无情爱可言,甚至是彼此厌恶,他们与埃热夫妇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盖斯凯尔夫人在撰写她的那部传记时,曾经对某个问题感到深深的棘手:夏洛蒂与埃热夫人的关系破裂,甚至无法维持表面上的礼仪。盖斯凯尔夫人夸大了她们之间的宗教矛盾,认为是夏洛蒂对天主教徒的偏见毁坏了她们之间的关系。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夏洛蒂固然对天主教徒极为反感,她与埃热夫人的情感对立更加剧了这种厌恶之情,但根本原因是埃热夫人察觉了夏洛蒂对于自己丈夫的感情,作为妻子当然无法容忍,而她碍于教养却又无法发作,因此只能维持一种刻意的冷淡。盖斯凯尔夫人无法堂而皇之地描写这种冲突,只能将它归咎于夏洛蒂与埃热夫人的宗教冲突。在夏洛蒂自己的笔下,这种感情直接发泄在罗切斯特的法国情妇瓦朗身上,瓦朗是天主教徒,也是背信弃义而放荡的象征,是夏洛蒂与埃热夫人冲突余怒未熄的丑化作品。
三 被丑化的伯莎与被美化的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夫妇的婚姻真相,在20世纪的研究中出现分水岭。现代的研究者指出,作者出于对于罗切斯特的感情,刻意美化了他的形象,而忽视他在自己婚姻里的过失。伯莎的发疯,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而没有任何佐证,相反,他却在当时法律的保护之下,堂而皇之地将伯莎的财产据为己有,他实际上是这段婚姻的受益者,而被他掠夺的伯莎却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权利。伯莎的真实性格,她在婚姻里的经历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完全不曾描绘,因而这个人物塑造得相当苍白无力,缺乏说服力。
1979年,两位美国学者出版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作品一经问世便众说纷纭,这部独具匠心,包罗万象的大部头作品,至今已经成为英美文学评论中不能错过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梅森以主角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线。研究者的女权主义立场,使她们能够另辟蹊径,深度挖掘这个人物背后复杂的蕴含。面纱落下之后,罗切斯特的光彩逐渐黯淡,他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叙述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伯莎,究竟是堕落丑陋的疯子,还是金钱交易婚姻的牺牲品?新的研究领域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可能,伯莎这一长期遭人误解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还原。在罗切斯特的婚姻关系中,她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另一个受害者。
从艺术的角度去探讨伯莎,我们会发现这一形象并不完整。在这部作品里,她沦为推动情节的工具,而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罗切斯特对她的种种指控,完全建立在单方面的基础之上因而不足为信。这个形象的前后不一致造成它的分裂。简的情敌英格拉姆小姐,无疑就是二十年前的伯莎,她们从家世、性格乃至外表都惊人的吻合,英格拉姆小姐与简的对决,就是简与伯莎的对立。因此我们更无法理解伯莎这位牙买加城的社交皇后,是如何演变为桑菲尔德阁楼中的幽灵,婚前的她,无疑美丽而富有教养,用精神疾病的借口来解释她最后的发疯令人无法信服。她是怎样的人?她为什么会发疯?遗憾的是,夏洛蒂从没有去发掘她身上隐藏的故事,这种态度并不公正。
事实上,如果不丑化伯莎,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会摇摇欲坠。罗切斯特娶伯莎的动机,原本就出于对嫁妆的追逐,婚前缺乏彼此了解,婚后当然没有任何和谐可言,但是夏洛蒂抛开了她自身应有的客观、公允的立场去看待这场婚姻,而简单地把责任推到伯莎一个人身上。想要完整地理解伯莎这个人物,去还原她与罗切斯特婚姻的真相,我们必须去追溯夏洛蒂生活的轨迹,了解她隐藏在书页背后的真实感情。埃热夫妇情感融洽,埃热先生是贤夫良父,虽然他基本上是罗切斯特的原型,但与夏洛蒂之间并无感情纠葛。因此夏洛蒂既要完全真实地在小说中塑造他的性格,又必须完全虚构他的感情世界。夏洛蒂出于自身情感的需要,不能允许这个形象有任何瑕疵,因此只能去诋毁伯莎。在对伯莎的描写上,她处境的卑微使她无法消除内心由自卑引起的怨恨,埃热夫人在家庭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在夏洛蒂笔下成为三万镑嫁妆,罗切斯特夫妇的婚姻被处理成完全冷酷的交易。夏洛蒂反复强调伯莎的钱是罗切斯特娶她的原因,而罗切斯特对金钱和美色的追逐她却视而不见。
夏洛蒂是那种将自身经历与作品紧密结合的作家之一,她生活的范围狭小,视野局限,因而她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生动地在作品中再现它,由于其中蕴藏着真情实感,因而特别富于艺术感染力。但是这种特点有利也有弊,缺陷就是她常常抛开作家自身应有的客观公允的立场去看待事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事物进行刻意歪曲,这与其说是真相还不如说是出于作者自身的需要。想要全面地了解《简·爱》这部作品,就必须与她在比利时的情感经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罗切斯特夫妇做出公正的评价。夏洛蒂在塑造这部作品时,很难克制自身的感情,因此小说中具有感人的生动力量,另一方面她无法克制嫉妒之心,由于伯莎是以埃热夫人为原型,因而她无法公正地对待她,伯莎这个人物就成了夏洛蒂感情的牺牲品。夏洛蒂毕竟不是她笔下的简,她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虚构的作品中得到满足。埃热先生化身为经过美化的罗切斯特,与夏洛蒂自己的化身—简终成眷属,而埃热夫人却成为发疯而被囚禁的伯莎。幸福美满的结局掩饰不住这部作品中埋藏的绝望与哀伤。夏洛蒂的自我安慰不过是梦幻一场,而幸福却是她永远等待不到的希冀。
参考文献:
[1] 祝庆英:《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 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陈虹,女,1958—,沈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沈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