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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的散文是其人生观和真性情的真实表现,她的散文透露出对人情世事的深刻认知——“透”,这使她的散文有着准确到位的人性描写;同时,她的散文又保持着对人生世事的“纯”,这使她的散文又具有精神上的纯洁和提升。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 “透” “纯”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一 人情练达之“透”
对于人性的认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深刻透彻之人。鲁迅从中国传统文学出发,挖掘出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沈从文在“城乡对立”的观念中从湘西世界探寻到了民族道德的“优质性”;钱钟书看到了“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而张爱玲的小说则对人性尤其对女性的书写非常深刻,在她的散文中,同样看到了她对于中国人的基本人性的了解认知。
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张爱玲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众生相,像现在流行的单口相声一样,一段一段抖出了凡俗人生的生活画面。
1 “难得糊涂”、“不求甚解”的人生观:她坦言自己对京戏是个有着浓厚兴趣的外行,并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
2 “精神胜利法”: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平衡法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行人追赶电车而车无停意,他会恶狠狠地说“叫你不准停你敢停吗”,车当然不会停,当然更不是由于路人的命令才不敢停,然而路人却因自己的这种假设而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地笑了。如遇被骂遭辱的情况,中国人也能轻松地找到精神上的补偿而满足,一句“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了他与对方母亲有过交情,受辱者也因在心理上占了对方便宜而释然满意。这与阿Q的“儿子打老子”是如出一辙,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根性。
3 “逆反、破坏心理”:张爱玲指出:“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当然,这个犯法并不是做罪大恶极、杀人越货的大事情,而是小小的逾越举动,比如路口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左边。她对这种行为心理的认识相当到位:“妙在无目的”。对于法律、规则,中国人有着复杂的心理:一方面需要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方面又不想法律限制自己的自由,同时对于法律的信任也是打了折扣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通过私人关系建立,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
4 “看客、旁观者心理”:张爱玲指出:“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在《道路以目》中,张爱玲讲述了一个关于看客的故事。路遇封锁,路人被困路上。警察抓到强盗以后,心情紧张焦躁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幸灾乐祸地谈论刚才被抓的那一个,对这些人,张爱玲感到“可怜,也可爱”。虽然张爱玲对旁观者的态度没有鲁迅那么义愤填膺,对于这些人也没有鲁迅那么强烈的憎恶批判,但她对于这类人的认知和概括是准确到位的。
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从对自身的审视中,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描述了战争中的香港的世态人生,更多的是对自己和身边人的描写。开战后一女同学发起急来,她着急的不是怕战争会带来什么灾难,而是没有与战争情况下相配套的衣服;具有“健康”的悲观主义的艾芙林每天只是猛吃;陷落后,女学生满街找冰淇淋和唇膏,在离死人不远的大街上吃萝卜饼。大多数学生对战争的态度很模糊,“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索日的生活典型”。这是现实“围城”中的现实人生,张爱玲笔下的大学青年在战乱中的表现具有钱钟书笔下方鸿渐等人物的影子,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现实活生生的,真正体现了“两足无毛”动物的“基本根性”。
张爱玲毫无保留地记述了自己做看护妇时的情形:平静地注视着病人的痛苦,安然地享受自己的福利。对于痛苦到极点的战士的呻吟,“我”装作听而不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要一点水的小小请求,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到厨房去煮牛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还是感到不安的,由不安而烦躁,“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当这个人死去的时候,她们没有感到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反而有着卸下包袱的轻松,竟然“欢欣鼓舞”,缩到厨房去吃烘面包,“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对于自己的自私,她毫不留情地展露给读者,但我们并不因此而鄙视她的人格。对自己的了解和审视亦是对世人人性的一种通透解读,她通过无情的自我揭露所展示的正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正因为她了解人性的弱点所以对自己的弱点也毫不掩饰,尽管这种真诚袒露可能引起世人对她的误解,但她不在乎,这就是张爱玲,自我、自怜、自私,更自傲。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中国人性的认识非常全面、深刻、透彻,不亚于鲁迅、钱钟书对人性的认知。不同的是,鲁迅、钱钟书等是有针对性地将中国人的这些劣根性挖掘出来加以批判,从而达到警醒世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张爱玲只是把形形色色的人生人性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描写人生的丰富性、展现生活的本真面目。对于这些所谓的“劣根性”、“人性的弱点”她持一种宽容和认同的态度,虽然她也能看透它们的本性本质,但不去深层地揭穿它、憎恶它、批判它。张爱玲的这种对人性认识的“透”,缺乏反思,缺少内省,更缺少一种社会、民族意义上的自觉。
这与张爱玲淡漠的政治观念、社会意识和“圆通”、“安稳”的创作观念是相一致的。她的散文在凡俗人生、平凡琐事中解读到了人性的“平凡性”、“生活性”,也就是她自己所说的“人的神性”、“妇人性”。她说: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所以即使她看到了人性的种种劣根性,也持宽容理解的态度,人性的本原就是这样,没有必要去苛求,刻意地去张扬某一面而抑制另一面。因为“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认同人的弱点或者说是劣根性,尊重生活的最真实的面目,不去给平凡甚至庸俗的生活增添任何意义、理想上的光环正是这种永恒性的内核。
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里追求安稳的人生,“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这种文学观念导致在她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只是真实、本原的人生,深刻、到位的人性,精到准确、震撼人心的描写,至于这种人生这种人性需不需要改善、需不需要批判、需不需要斗争都与张爱玲无关。
二 世事洞明之“纯”
张爱玲一生的遭遇可谓坎坷,父母离异、与继母关系不和谐、求学之路不顺,爱情追求也不遂意,最后在异国他乡孤老终生。她的经历以及以上我们分析的她对人性的深刻、透彻的认知,足以让她对生活、对世事失望憎恨,她的小说“苍凉”的基调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她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经历坎坷却依然单纯乐观的张爱玲。正如她在散文《爱》中讲述的那个女子,“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心中仍然保持着对初恋的美好记忆。
最能体现张爱玲这种对世事美好纯洁的态度当属散文《夜营的喇叭》。在这篇短短的文字中,张爱玲通过描写作者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表现了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热爱城市的女性在喧杂的城市中的单纯与执着。
张爱玲是个极爱城市的城市女人,对城市极为熟悉,于是在她的笔下处处突现城市的风貌:她写城市的公寓电车,写城市的街道市场,写城市的店铺橱窗,当然也写城市的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是构成城市的因素,也构成了城市的忙碌、喧闹和嘈杂。这是日间的,繁忙的,喧闹的,令人炫目的“鼎沸的大城市”。张爱玲爱着这样的城市,爱着这样的城市的人。他们每天习惯着,重复着,麻木着紧张地生活,没有时间思考人生,没有时间流连风景,没有时间与人沟通,然而,心却不知被什么压得重重的。当夜幕落下,给城市罩上一道天然的屏障时,隐藏在浮华表面之下的纯真之心偶尔也会袒露出来。正如黑暗中传来的夜营的喇叭声,“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地上去又下来”,正是这样简单的声音打动了作者的心,因为简单的调子代表着简单的心,“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了。这是文章的开头,这样的喇叭声是城市中最微弱的声响,是完全可以被城市的声音淹没的,然而作者却注意到了这简单的音阶。
城市的喧嚣浮躁湮没了这简单的音符,使城市人忽略了这样一种声音,所以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姑姑也不曾对这简单的喇叭声留心。独自承担一件事情是可怕的,尤其是你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却怎么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夜营的喇叭声使张爱玲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孤独的痛苦,她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听见的只有她一人。在喧哗的城市中捕捉到这样微弱的声音实属不易,要想获得共鸣更是难上加难。
曲高自然和寡,曲低了也未必能有人识。于是这本不高的曲就变得不自然、不自信起来,听一听吧,“声音极低,细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听曲的人也因这不自然、不自信而变得疑惧、不安起来。似有似无,似断似连的声音使人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是再也不必问还有谁听见了这夜营的喇叭声,因为心里知道得到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样的夜,这样的曲,这样的心境,怎能不让人倍感凄凉,怎能不让人心生恐惧?孤独的无助使人陷入恐慌,也许这就是城市人的结局。但张爱玲并没有就此止笔,也没有就此消沉。
正当“我”孤独凄清,无人相诉的时刻,突然听到了环绕在心底的曲调,当这曲调是自己切实听到,然而又无法证实的声音时,那是怎样一种欣喜啊。就像久落深渊的人终于得到救赎,就像尘封千万年的枯井里终于透进一丝光亮。听到这信手拾起的喇叭调子的口哨声,“我”的反应是“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喜悦是对己的,终于等到一个知音的人,孤独凄清恐惧霎时散去;同情是对人的,可能吹哨人此时正因这孤独的哨音无人和而惆怅,如“我”先前那样。单纯的信仰和执着的坚守,终于守来了云开见日月的光明,这来自于对世事不曾放弃的单纯的心灵,来自于达观向上的灵魂。即使淹没在城市的声浪里,即使隐没在嘈杂的人流中,即使饱尝生活的磨难、世事的艰辛,即使饱受人言的可畏、人性的险恶,张爱玲内心依然葆有最初的纯真和热情。
虽然世人都认为张爱玲一生是孤独的、寂寞的、孤傲的,但笔者认为她的内心却是火热的、单纯的、执着的,在内心最深处她不曾感到自己是孤独的寂寞的,她相信世界某个角落肯定有她的知音存在,她并不孤独。虽然她的很多文字都证明了她对世事的洞达,她看到了人性最丑恶的那一面,并不遗余力地描绘它。但她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美好的认同和向往,从她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灵魂纯洁、美好、真挚的一面。世人都认为她的默默死去是悲剧结束,但笔者认为也许对她本人来说并不是悲剧,因为她的内心是充满自我满足的惬意的,她离开人间的时候或许是带着微笑的。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2]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欲:《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李丽,女,1979—,山东费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怀化学院。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 “透” “纯”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一 人情练达之“透”
对于人性的认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深刻透彻之人。鲁迅从中国传统文学出发,挖掘出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沈从文在“城乡对立”的观念中从湘西世界探寻到了民族道德的“优质性”;钱钟书看到了“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而张爱玲的小说则对人性尤其对女性的书写非常深刻,在她的散文中,同样看到了她对于中国人的基本人性的了解认知。
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张爱玲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众生相,像现在流行的单口相声一样,一段一段抖出了凡俗人生的生活画面。
1 “难得糊涂”、“不求甚解”的人生观:她坦言自己对京戏是个有着浓厚兴趣的外行,并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
2 “精神胜利法”: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平衡法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行人追赶电车而车无停意,他会恶狠狠地说“叫你不准停你敢停吗”,车当然不会停,当然更不是由于路人的命令才不敢停,然而路人却因自己的这种假设而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地笑了。如遇被骂遭辱的情况,中国人也能轻松地找到精神上的补偿而满足,一句“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了他与对方母亲有过交情,受辱者也因在心理上占了对方便宜而释然满意。这与阿Q的“儿子打老子”是如出一辙,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根性。
3 “逆反、破坏心理”:张爱玲指出:“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当然,这个犯法并不是做罪大恶极、杀人越货的大事情,而是小小的逾越举动,比如路口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左边。她对这种行为心理的认识相当到位:“妙在无目的”。对于法律、规则,中国人有着复杂的心理:一方面需要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方面又不想法律限制自己的自由,同时对于法律的信任也是打了折扣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通过私人关系建立,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
4 “看客、旁观者心理”:张爱玲指出:“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在《道路以目》中,张爱玲讲述了一个关于看客的故事。路遇封锁,路人被困路上。警察抓到强盗以后,心情紧张焦躁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幸灾乐祸地谈论刚才被抓的那一个,对这些人,张爱玲感到“可怜,也可爱”。虽然张爱玲对旁观者的态度没有鲁迅那么义愤填膺,对于这些人也没有鲁迅那么强烈的憎恶批判,但她对于这类人的认知和概括是准确到位的。
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从对自身的审视中,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描述了战争中的香港的世态人生,更多的是对自己和身边人的描写。开战后一女同学发起急来,她着急的不是怕战争会带来什么灾难,而是没有与战争情况下相配套的衣服;具有“健康”的悲观主义的艾芙林每天只是猛吃;陷落后,女学生满街找冰淇淋和唇膏,在离死人不远的大街上吃萝卜饼。大多数学生对战争的态度很模糊,“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索日的生活典型”。这是现实“围城”中的现实人生,张爱玲笔下的大学青年在战乱中的表现具有钱钟书笔下方鸿渐等人物的影子,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现实活生生的,真正体现了“两足无毛”动物的“基本根性”。
张爱玲毫无保留地记述了自己做看护妇时的情形:平静地注视着病人的痛苦,安然地享受自己的福利。对于痛苦到极点的战士的呻吟,“我”装作听而不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要一点水的小小请求,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到厨房去煮牛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还是感到不安的,由不安而烦躁,“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当这个人死去的时候,她们没有感到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反而有着卸下包袱的轻松,竟然“欢欣鼓舞”,缩到厨房去吃烘面包,“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对于自己的自私,她毫不留情地展露给读者,但我们并不因此而鄙视她的人格。对自己的了解和审视亦是对世人人性的一种通透解读,她通过无情的自我揭露所展示的正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正因为她了解人性的弱点所以对自己的弱点也毫不掩饰,尽管这种真诚袒露可能引起世人对她的误解,但她不在乎,这就是张爱玲,自我、自怜、自私,更自傲。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中国人性的认识非常全面、深刻、透彻,不亚于鲁迅、钱钟书对人性的认知。不同的是,鲁迅、钱钟书等是有针对性地将中国人的这些劣根性挖掘出来加以批判,从而达到警醒世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张爱玲只是把形形色色的人生人性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描写人生的丰富性、展现生活的本真面目。对于这些所谓的“劣根性”、“人性的弱点”她持一种宽容和认同的态度,虽然她也能看透它们的本性本质,但不去深层地揭穿它、憎恶它、批判它。张爱玲的这种对人性认识的“透”,缺乏反思,缺少内省,更缺少一种社会、民族意义上的自觉。
这与张爱玲淡漠的政治观念、社会意识和“圆通”、“安稳”的创作观念是相一致的。她的散文在凡俗人生、平凡琐事中解读到了人性的“平凡性”、“生活性”,也就是她自己所说的“人的神性”、“妇人性”。她说: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所以即使她看到了人性的种种劣根性,也持宽容理解的态度,人性的本原就是这样,没有必要去苛求,刻意地去张扬某一面而抑制另一面。因为“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认同人的弱点或者说是劣根性,尊重生活的最真实的面目,不去给平凡甚至庸俗的生活增添任何意义、理想上的光环正是这种永恒性的内核。
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里追求安稳的人生,“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这种文学观念导致在她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只是真实、本原的人生,深刻、到位的人性,精到准确、震撼人心的描写,至于这种人生这种人性需不需要改善、需不需要批判、需不需要斗争都与张爱玲无关。
二 世事洞明之“纯”
张爱玲一生的遭遇可谓坎坷,父母离异、与继母关系不和谐、求学之路不顺,爱情追求也不遂意,最后在异国他乡孤老终生。她的经历以及以上我们分析的她对人性的深刻、透彻的认知,足以让她对生活、对世事失望憎恨,她的小说“苍凉”的基调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她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经历坎坷却依然单纯乐观的张爱玲。正如她在散文《爱》中讲述的那个女子,“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心中仍然保持着对初恋的美好记忆。
最能体现张爱玲这种对世事美好纯洁的态度当属散文《夜营的喇叭》。在这篇短短的文字中,张爱玲通过描写作者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表现了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热爱城市的女性在喧杂的城市中的单纯与执着。
张爱玲是个极爱城市的城市女人,对城市极为熟悉,于是在她的笔下处处突现城市的风貌:她写城市的公寓电车,写城市的街道市场,写城市的店铺橱窗,当然也写城市的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是构成城市的因素,也构成了城市的忙碌、喧闹和嘈杂。这是日间的,繁忙的,喧闹的,令人炫目的“鼎沸的大城市”。张爱玲爱着这样的城市,爱着这样的城市的人。他们每天习惯着,重复着,麻木着紧张地生活,没有时间思考人生,没有时间流连风景,没有时间与人沟通,然而,心却不知被什么压得重重的。当夜幕落下,给城市罩上一道天然的屏障时,隐藏在浮华表面之下的纯真之心偶尔也会袒露出来。正如黑暗中传来的夜营的喇叭声,“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地上去又下来”,正是这样简单的声音打动了作者的心,因为简单的调子代表着简单的心,“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了。这是文章的开头,这样的喇叭声是城市中最微弱的声响,是完全可以被城市的声音淹没的,然而作者却注意到了这简单的音阶。
城市的喧嚣浮躁湮没了这简单的音符,使城市人忽略了这样一种声音,所以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姑姑也不曾对这简单的喇叭声留心。独自承担一件事情是可怕的,尤其是你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却怎么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夜营的喇叭声使张爱玲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孤独的痛苦,她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听见的只有她一人。在喧哗的城市中捕捉到这样微弱的声音实属不易,要想获得共鸣更是难上加难。
曲高自然和寡,曲低了也未必能有人识。于是这本不高的曲就变得不自然、不自信起来,听一听吧,“声音极低,细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听曲的人也因这不自然、不自信而变得疑惧、不安起来。似有似无,似断似连的声音使人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是再也不必问还有谁听见了这夜营的喇叭声,因为心里知道得到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样的夜,这样的曲,这样的心境,怎能不让人倍感凄凉,怎能不让人心生恐惧?孤独的无助使人陷入恐慌,也许这就是城市人的结局。但张爱玲并没有就此止笔,也没有就此消沉。
正当“我”孤独凄清,无人相诉的时刻,突然听到了环绕在心底的曲调,当这曲调是自己切实听到,然而又无法证实的声音时,那是怎样一种欣喜啊。就像久落深渊的人终于得到救赎,就像尘封千万年的枯井里终于透进一丝光亮。听到这信手拾起的喇叭调子的口哨声,“我”的反应是“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喜悦是对己的,终于等到一个知音的人,孤独凄清恐惧霎时散去;同情是对人的,可能吹哨人此时正因这孤独的哨音无人和而惆怅,如“我”先前那样。单纯的信仰和执着的坚守,终于守来了云开见日月的光明,这来自于对世事不曾放弃的单纯的心灵,来自于达观向上的灵魂。即使淹没在城市的声浪里,即使隐没在嘈杂的人流中,即使饱尝生活的磨难、世事的艰辛,即使饱受人言的可畏、人性的险恶,张爱玲内心依然葆有最初的纯真和热情。
虽然世人都认为张爱玲一生是孤独的、寂寞的、孤傲的,但笔者认为她的内心却是火热的、单纯的、执着的,在内心最深处她不曾感到自己是孤独的寂寞的,她相信世界某个角落肯定有她的知音存在,她并不孤独。虽然她的很多文字都证明了她对世事的洞达,她看到了人性最丑恶的那一面,并不遗余力地描绘它。但她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美好的认同和向往,从她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灵魂纯洁、美好、真挚的一面。世人都认为她的默默死去是悲剧结束,但笔者认为也许对她本人来说并不是悲剧,因为她的内心是充满自我满足的惬意的,她离开人间的时候或许是带着微笑的。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2]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欲:《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李丽,女,1979—,山东费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怀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