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走近北京站，看到那气势磅礴、富丽堂皇的建筑，井然有序、川流不息的旅客，看到那些北京站职工以饱满热情，精神专注地为旅客服务时，我就回想起解放前夕在北平东站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及那时人们的苦难生活，它就像电影回放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
　　北平东站的名称是1946年3月9日由北平站改称的。最早建站于1901年，当时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1937年8月4日改称前门站。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0月12日改称北平站。建国后的1949年9月30日，北平东站改称为北京站至今。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只顾捞票子、房子，哪里顾得上职工的死活。尤其到了1947年、1948年更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有的车站职工白天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拉洋车才能挣够全家吃的棒子面儿钱。
　　那时车站的红帽子（为旅客搬运行李的搬运夫，那时叫脚行）和车站的装卸夫生活在最底层。他们吃住在第7月台下的锅伙（旧时单身工人、小贩等临时组成的集体食宿处）里。这锅伙是用苇席搭起来的，四面透风，冬天如冰窖，夏天赛蒸笼，过着“炕上铺着破席头，吃着咸菜窝窝头，睡觉枕着破砖头”的“三头”生活。装卸夫更是过着“草绳缠着破坎肩，吃的粮食发了酸，要想喝水用铁锨”的悲惨生活。
　　那时有一个叫吴焕清的红帽子，50来岁，小矮个，有点水蛇腰。因为没有房子住，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在北墙城的公共厕所院内搭了一个窝棚栖身。老伴受不了生活的煎熬离开了人世。他的大儿子流浪街头不知去向，小儿子六七岁时就拿两块牛骨头，沿着前门大街，在商铺前说数来宝乞讨。解放后，吴焕清一家翻了身，政府给他家分了房子，离开了不挡风不遮雨的窝棚。小儿子也上了学，后来还当了列车员。因为小时候学了快板，还成了列车段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后来老吴的大儿子也找到了，一家子过上了幸福生活，他逢人就夸新社会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这是解放前老百姓的切身感受。要想出遠门买张火车票，不花点钱打点，排队不出几身臭汗，你就甭想买到票。尤其是春运期间，要想买到合适的车票更是难上加难。解放前，北平东站为了解决买票难的问题，在北城墙根临时搭建了售票窗口，可是窗口太小，地势又偏高，旅客买票得踮着脚，伸着脖子，大声喊着车站名，费老劲了。有一个老乡打算去津浦线的泊头，就喊着“泊（地方语音为包）头”！随手把钱递进窗口，可是售票员把钱退出来说不够，老乡只好又添钱，售票员还说不够，老乡又添钱，几退几添才把票买到。那时的售票员谈不上有什么职业道德，有什么耐心，还有个别的售票员丧尽天良吃旅客坑旅客，贪污票款。再说那个不识字的老乡，稀里糊涂地上了开往包头的列车。列车过了南口进了关沟段钻了山洞。这个老乡纳闷了：我去泊头都是平原啊，怎么钻了山洞呢？找到列车员一问才知道买错了票，坐错了车。
　　旅客进站又是一关。警察和检票员相勾结，旅客进站要验车票再检查大包小包，名义上是检查私货，实际上是向旅客勒索钱财。有的旅客早就知道进站这关难过，就把纸币叠成车票大小放在车票下面，把车票和钱一起递过去，顺利地进了站。真是百姓乘车难，须交买路钱，肥了警务段，又肥了检票员。
　　车站广场南边是一拉遛的洋车、三轮车、马车，都是拉旅客的。这中间也有欺行霸市的，其中有三个年轻力壮的洋车夫霸占着这个地盘。一个叫“燕飞”、一个叫“钻天”、一个叫“一溜烟”。他们霸占着火车站广场多年，没人敢惹。下车的旅客，有的被“宰”也不敢理论，否则被打被骂是常事。
　　时间匆匆过了70年，北平东站的印象深深刻在脑子里，回忆起来真是五味杂陈……
　　（编辑·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