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通过《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隐性同源词研究，发现段、王二人在语源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段氏在语源研究中也是不受形体束缚的。
关键词：《段注》 隐性同源词 不拘形体
《段注》是同源词研究的宝藏。段玉裁在对《说文》的注解中，将音韵、文字、训诂相互渗透，以语音为中心，形、音、义三者互求，突破了传统训诂学以形义为主的研究模式，并且提出了“声与义同源，故谐声偏旁多与字义相近”“凡同声多同义”“同谐声者必同部”“于声得义”“义存乎音”等理论观点，为汉语同源词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一、《段注》中的同源词分类
《段注》中的同源词根据表述时是否有明显语源术语标志，可以分为显性同源词和隐性同源词两种。显性同源词是指具有明显语源术语标志的同源词。如：
（1）莞：艸也，可㠯作席。……玉裁謂：莞之言管也。凡莖中空者曰管，莞葢卽今席子艸，細莖，圓而中空。[1]（P27）
按：在“莞”篆下段氏认为“莞之言管也”，莞、管上古的声韵①状况均为见纽元部，双声叠韵。共同义素是中空，莞、管声同义通，因此段氏认为同源。莞、管是同源词，由于有语源术语“之言”作标志所以容易判断，因此称显性同源词。
《段注》中显性同源词的语源术语标志有以下几类：第一，双声叠韵类；第二，语转类；第三，之言类；第四，义同义近类；第五，会意形胜两兼类；第六，“凡某之声多有某义”类；第七，转注类；第八，犹、如等比况类。
《段注》中的隐性同源词是指注解中没有以上术语标志的同源词。如：
（2）天：顚也。……始者，女之初也。[1]（P1）
（3）祖：始廟也。……《釋詁》曰：“祖，始也。”《詩》毛傳曰：“祖，爲也。”皆引伸之義。如初爲衣始，引伸爲凡始也。[1]（P4）
（4）𦣻：頭也。“頭”下曰：“𦣻也。”與此爲𨍭注。自古文𩠐行而𦣻廢矣。《白虎通》、何注《公羊》、王注《楚辭》皆曰：“首，頭也。”引伸之義爲始也，本也。[1]（P422）
按：段氏“天”篆下注曰：“始者，女之初也。”认为始表示女之初。“祖”篆下注曰：“《釋詁》曰：‘祖，始也。’……皆引伸之義。”说明祖的引申义为始。“如初爲衣始，引伸爲凡始也”，段氏说明祖为始庙就如初为衣始一样，都引申为凡始之称。“𦣻”篆下注曰：“‘頭’下曰：‘𦣻也。’與此爲𨍭注。”“……皆曰：‘首，頭也。’引申之義爲始也，本也。”说明首、頭的引申义也为始。综上说明，祖、初、首、頭都有始义。“始、祖、初、首、頭”上古的声母分属舌齿音，韵母属于甲类，具有语转关系。因此段氏认为“始、祖、初、首、頭”五词是同源词，核心义素是“始”。
这类同源词比较隐蔽，位置上也比较分散，往往需要通过揣摩段氏的不同字例注解才能找出，有的甚至需要纵观全书来判定。现在还没人进行专门研究，笔者在系统阅读《段注》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隐性同源词进行了系联分析。
二、研究《段注》中的隐性同源词对认识段氏声义观的启发
通过对《段注》中一百二十组隐性同源词语料的分析，笔者对段氏的声义观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汉语语源研究的发展历史，王凤阳在《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说：“词源期始于明末，终于清末。它以乾嘉学派为代表，以音近义通为旗帜。”“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段玉裁、王念孙。他们分别是字源学与词源学的代表人物。”暂不讨论王凤阳先生的分期是否科学，但可以肯定的是，段玉裁和王念孙在词源研究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同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处时代相同，又都对汉语词源研究有着深刻的见解，所以在词源研究中，为了更深刻地揭示段氏的语源研究特征，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认识应该更能说明问题。现在关于段玉裁和王念孙训诂方法对比认识的观点主要是：由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发出了“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宣言，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王念孙的训诂（包括探源）方法是不受形体束缚的，而段玉裁的训诂（包括探源）方法则是受形体束缚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除了王凤阳外，还有王力和马景仑。
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同源字论》中说：“段玉裁他们为文字所束缚，不能从语言看问题，他们对于同源字的探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4]
马景仑在《段注训诂研究》一书第七章段注训诂研究的不足之处中指出，“段氏‘义音求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够彻底的，他还不能完全突破字形的束缚和限制，纯粹从语音出发探求语义。这就使段氏的训诂学成就只能屈居于王念孙之下。”[5]
但是从本文对《段注》中隐性同源词的研究发现，段氏在对语源义的探讨中也是不拘形体的。段、王二人均师承戴震，都继承了戴氏“因声求义”和“声义互求”的语源理论和方法，对上古音体系的认识也大致相同，因而二人的语源思想和探源方法是基本一致的。
三、通过段、王声义观的比较对段氏声义观再认识
以王念孙“相反相因”的同源理论为例。
最早注意到词义相反为义现象的是晋代的郭璞。郭璞在《方言注》里说：“苦而爲快者，猶以臭爲香，亂爲治，徂爲存，此訓義之反覆用之是也。”又在《尔雅注》中说：“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
胡继明在《<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一书中认为“以前的训诂学家未对相反为义现象形成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释，而王念孙认识到这种现象，并首先提出了‘相反相因’之说。”并举例加以说明。如：
王念孙在“匄，與也。”下疏证曰：“匄爲求而又爲與。貸爲借而又爲與，稟爲受而又爲與。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2]（P99）
在“毓，長頁。”下疏证曰：“此以下八條，皆一字兩訓，而其義相反。郭璞《爾雅注》云：以徂爲存，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訓詁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是也。”[3]（P173）
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同样关注了这一现象，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
（5）㥛：㤂性也。……《釋言》曰：“悈，褊，急也。”按，極，正㥛之誤。㥛與急雙聲同義。一曰謹重皃。此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急則易遟。[1]（P508）
按：段氏在“各”篆下注曰：“此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则㥛、急、㤂、謹的意义相反相成。㥛、悈、急、㤂、謹上古的声纽相同，韵的主要元音相同，具有语转关系。因此段氏认为㥛、悈、急、㤂与謹是反义同源词，核心义素是“急”。
段氏“义相反相成”理论，与王氏的“相反相因”之说并无差异。段氏都认为正反的两个意义都是从一个比较宽泛的原始意义引申分化而来的。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比较宽泛的意义具体化了，正义习用，反义僻用，于是出现了反义同源的现象。
二人对一些字词考证的结论也往往不谋而合。如：
（6）福：備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按，福備古音皆在第一部，曡韵也。[1]（P3）
（7）富：僃也。富與福音義皆同。《釋名》曰：“福，富也。”一曰𠪋也。[1]（P339）
（8）𤰈：具也。……《人部》曰：“僃，愼也。”然則防僃字當作僃，全具字當作𤰇，義同而略有區别。今則專用僃而𤰇廢矣。[1]（P128）
（9）備：愼也。……或疑僃訓愼未盡其義，不知《用部》曰“𤰈，具也。”此今之僃字，僃行而𤰈廢矣。𤰈廢而僃訓具，尟知其古訓愼者，今義行而古義廢矣。[1]（P371）
按：段氏在“福”篆下注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按，福備古音皆在第一部，曡韵也。”則福、備叠韵且意义相关。在“福”篆下注曰：“富與福音義皆同。”則富、福音义皆同。在“𤰇”篆下注曰：“然則防僃字當作僃，全具字當作𤰇，義同而略有區别。今則專用僃而𤰇廢矣。”則𤰇、僃是义同而略有区別的行废字。综上可得，福、富、𤰇、備意义是相关的。福、富、𤰇、備上古的声纽俱属唇音，韵俱为职部，具有语转关系。因此段氏认为福、富、𤰇、備是同源词，核心义素是“齐备”。
而王念孙在“福，備也。”下疏证曰：“……福、富、備，古聲義并同。”[2]（P72）
二人对“福、富、備”三词声义关系的认识便是一致的。之所以人们会认为王念孙的语源研究是不拘形体的，而段玉裁的语源研究是受形体束缚的，笔者认为正如唐生周先生所说，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所注书的性质不同。“因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注《说文》的，而《说文》是析形之书，故段氏必须立足于文字的形体，必须由本义及引申、及假借，是纵向的讨源溯流；王念孙《广雅疏证》是注《广雅》的，而《广雅》是词书，故王念孙必须立足于语词，重在相关语词的比较和类义词的系联，这使王念孙可以放开手脚，不受形体束缚（实际上王念孙并没有完全脱离形体，在很多地方仍然借助右文来讨论声义之间的关系，也有‘凡从某声者皆有某义’的说法），是横向的触类旁通。”[6]但这只是表述形式上的不同，而他们的语源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根据胡继明《<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一文对王念孙语源研究的分析，王念孙在语源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就在于：一是“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二是“沿流溯源，类聚群分，同条共贯”；三是“比类声符，探求语源意义”。后两点都是在第一点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王念孙最突出的研究创新可以简述为“因声求义，不限形体”。而段玉裁“于其音求其义”“于音得义”“审音以知义”的语源研究方法以及隐性同源词语料的自觉系联，说明了段氏的语源研究也是不拘形体，因声求义的。因此，段、王二人在语源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段氏在语源研究中也是不受形体束缚的。
（本课题为吉首大学2009年校级课题，课题编号：09JDY036。）
内容注释：
①上古音以王力《同源字典》的33个声母、29个韵部为依据。下同。
引用注释：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清]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冊（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马景仑.段注训诂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6]唐生周.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的声义观[J].北京师范大学励耕学刊，2005.
（赵惠霞湖南吉首 吉首大学文学院416000）
关键词：《段注》 隐性同源词 不拘形体
《段注》是同源词研究的宝藏。段玉裁在对《说文》的注解中，将音韵、文字、训诂相互渗透，以语音为中心，形、音、义三者互求，突破了传统训诂学以形义为主的研究模式，并且提出了“声与义同源，故谐声偏旁多与字义相近”“凡同声多同义”“同谐声者必同部”“于声得义”“义存乎音”等理论观点，为汉语同源词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一、《段注》中的同源词分类
《段注》中的同源词根据表述时是否有明显语源术语标志，可以分为显性同源词和隐性同源词两种。显性同源词是指具有明显语源术语标志的同源词。如：
（1）莞：艸也，可㠯作席。……玉裁謂：莞之言管也。凡莖中空者曰管，莞葢卽今席子艸，細莖，圓而中空。[1]（P27）
按：在“莞”篆下段氏认为“莞之言管也”，莞、管上古的声韵①状况均为见纽元部，双声叠韵。共同义素是中空，莞、管声同义通，因此段氏认为同源。莞、管是同源词，由于有语源术语“之言”作标志所以容易判断，因此称显性同源词。
《段注》中显性同源词的语源术语标志有以下几类：第一，双声叠韵类；第二，语转类；第三，之言类；第四，义同义近类；第五，会意形胜两兼类；第六，“凡某之声多有某义”类；第七，转注类；第八，犹、如等比况类。
《段注》中的隐性同源词是指注解中没有以上术语标志的同源词。如：
（2）天：顚也。……始者，女之初也。[1]（P1）
（3）祖：始廟也。……《釋詁》曰：“祖，始也。”《詩》毛傳曰：“祖，爲也。”皆引伸之義。如初爲衣始，引伸爲凡始也。[1]（P4）
（4）𦣻：頭也。“頭”下曰：“𦣻也。”與此爲𨍭注。自古文𩠐行而𦣻廢矣。《白虎通》、何注《公羊》、王注《楚辭》皆曰：“首，頭也。”引伸之義爲始也，本也。[1]（P422）
按：段氏“天”篆下注曰：“始者，女之初也。”认为始表示女之初。“祖”篆下注曰：“《釋詁》曰：‘祖，始也。’……皆引伸之義。”说明祖的引申义为始。“如初爲衣始，引伸爲凡始也”，段氏说明祖为始庙就如初为衣始一样，都引申为凡始之称。“𦣻”篆下注曰：“‘頭’下曰：‘𦣻也。’與此爲𨍭注。”“……皆曰：‘首，頭也。’引申之義爲始也，本也。”说明首、頭的引申义也为始。综上说明，祖、初、首、頭都有始义。“始、祖、初、首、頭”上古的声母分属舌齿音，韵母属于甲类，具有语转关系。因此段氏认为“始、祖、初、首、頭”五词是同源词，核心义素是“始”。
这类同源词比较隐蔽，位置上也比较分散，往往需要通过揣摩段氏的不同字例注解才能找出，有的甚至需要纵观全书来判定。现在还没人进行专门研究，笔者在系统阅读《段注》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隐性同源词进行了系联分析。
二、研究《段注》中的隐性同源词对认识段氏声义观的启发
通过对《段注》中一百二十组隐性同源词语料的分析，笔者对段氏的声义观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汉语语源研究的发展历史，王凤阳在《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说：“词源期始于明末，终于清末。它以乾嘉学派为代表，以音近义通为旗帜。”“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段玉裁、王念孙。他们分别是字源学与词源学的代表人物。”暂不讨论王凤阳先生的分期是否科学，但可以肯定的是，段玉裁和王念孙在词源研究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同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处时代相同，又都对汉语词源研究有着深刻的见解，所以在词源研究中，为了更深刻地揭示段氏的语源研究特征，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认识应该更能说明问题。现在关于段玉裁和王念孙训诂方法对比认识的观点主要是：由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发出了“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宣言，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王念孙的训诂（包括探源）方法是不受形体束缚的，而段玉裁的训诂（包括探源）方法则是受形体束缚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除了王凤阳外，还有王力和马景仑。
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同源字论》中说：“段玉裁他们为文字所束缚，不能从语言看问题，他们对于同源字的探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4]
马景仑在《段注训诂研究》一书第七章段注训诂研究的不足之处中指出，“段氏‘义音求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够彻底的，他还不能完全突破字形的束缚和限制，纯粹从语音出发探求语义。这就使段氏的训诂学成就只能屈居于王念孙之下。”[5]
但是从本文对《段注》中隐性同源词的研究发现，段氏在对语源义的探讨中也是不拘形体的。段、王二人均师承戴震，都继承了戴氏“因声求义”和“声义互求”的语源理论和方法，对上古音体系的认识也大致相同，因而二人的语源思想和探源方法是基本一致的。
三、通过段、王声义观的比较对段氏声义观再认识
以王念孙“相反相因”的同源理论为例。
最早注意到词义相反为义现象的是晋代的郭璞。郭璞在《方言注》里说：“苦而爲快者，猶以臭爲香，亂爲治，徂爲存，此訓義之反覆用之是也。”又在《尔雅注》中说：“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
胡继明在《<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一书中认为“以前的训诂学家未对相反为义现象形成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释，而王念孙认识到这种现象，并首先提出了‘相反相因’之说。”并举例加以说明。如：
王念孙在“匄，與也。”下疏证曰：“匄爲求而又爲與。貸爲借而又爲與，稟爲受而又爲與。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2]（P99）
在“毓，長頁。”下疏证曰：“此以下八條，皆一字兩訓，而其義相反。郭璞《爾雅注》云：以徂爲存，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訓詁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是也。”[3]（P173）
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同样关注了这一现象，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
（5）㥛：㤂性也。……《釋言》曰：“悈，褊，急也。”按，極，正㥛之誤。㥛與急雙聲同義。一曰謹重皃。此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急則易遟。[1]（P508）
按：段氏在“各”篆下注曰：“此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则㥛、急、㤂、謹的意义相反相成。㥛、悈、急、㤂、謹上古的声纽相同，韵的主要元音相同，具有语转关系。因此段氏认为㥛、悈、急、㤂与謹是反义同源词，核心义素是“急”。
段氏“义相反相成”理论，与王氏的“相反相因”之说并无差异。段氏都认为正反的两个意义都是从一个比较宽泛的原始意义引申分化而来的。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比较宽泛的意义具体化了，正义习用，反义僻用，于是出现了反义同源的现象。
二人对一些字词考证的结论也往往不谋而合。如：
（6）福：備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按，福備古音皆在第一部，曡韵也。[1]（P3）
（7）富：僃也。富與福音義皆同。《釋名》曰：“福，富也。”一曰𠪋也。[1]（P339）
（8）𤰈：具也。……《人部》曰：“僃，愼也。”然則防僃字當作僃，全具字當作𤰇，義同而略有區别。今則專用僃而𤰇廢矣。[1]（P128）
（9）備：愼也。……或疑僃訓愼未盡其義，不知《用部》曰“𤰈，具也。”此今之僃字，僃行而𤰈廢矣。𤰈廢而僃訓具，尟知其古訓愼者，今義行而古義廢矣。[1]（P371）
按：段氏在“福”篆下注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按，福備古音皆在第一部，曡韵也。”則福、備叠韵且意义相关。在“福”篆下注曰：“富與福音義皆同。”則富、福音义皆同。在“𤰇”篆下注曰：“然則防僃字當作僃，全具字當作𤰇，義同而略有區别。今則專用僃而𤰇廢矣。”則𤰇、僃是义同而略有区別的行废字。综上可得，福、富、𤰇、備意义是相关的。福、富、𤰇、備上古的声纽俱属唇音，韵俱为职部，具有语转关系。因此段氏认为福、富、𤰇、備是同源词，核心义素是“齐备”。
而王念孙在“福，備也。”下疏证曰：“……福、富、備，古聲義并同。”[2]（P72）
二人对“福、富、備”三词声义关系的认识便是一致的。之所以人们会认为王念孙的语源研究是不拘形体的，而段玉裁的语源研究是受形体束缚的，笔者认为正如唐生周先生所说，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所注书的性质不同。“因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注《说文》的，而《说文》是析形之书，故段氏必须立足于文字的形体，必须由本义及引申、及假借，是纵向的讨源溯流；王念孙《广雅疏证》是注《广雅》的，而《广雅》是词书，故王念孙必须立足于语词，重在相关语词的比较和类义词的系联，这使王念孙可以放开手脚，不受形体束缚（实际上王念孙并没有完全脱离形体，在很多地方仍然借助右文来讨论声义之间的关系，也有‘凡从某声者皆有某义’的说法），是横向的触类旁通。”[6]但这只是表述形式上的不同，而他们的语源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根据胡继明《<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一文对王念孙语源研究的分析，王念孙在语源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就在于：一是“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二是“沿流溯源，类聚群分，同条共贯”；三是“比类声符，探求语源意义”。后两点都是在第一点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王念孙最突出的研究创新可以简述为“因声求义，不限形体”。而段玉裁“于其音求其义”“于音得义”“审音以知义”的语源研究方法以及隐性同源词语料的自觉系联，说明了段氏的语源研究也是不拘形体，因声求义的。因此，段、王二人在语源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段氏在语源研究中也是不受形体束缚的。
（本课题为吉首大学2009年校级课题，课题编号：09JDY036。）
内容注释：
①上古音以王力《同源字典》的33个声母、29个韵部为依据。下同。
引用注释：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清]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冊（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马景仑.段注训诂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6]唐生周.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的声义观[J].北京师范大学励耕学刊，2005.
（赵惠霞湖南吉首 吉首大学文学院4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