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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都位于亚洲大陆，都拥有广阔的国土，都有着众多的人口，而且两国的历史几乎相同，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化。同时还分享着一个新的共性：都是快速复兴的古老文明和国际力量——“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
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５０年代，新生的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一度彼此相互重视。但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和印度一直相互忽视。而近些年来，中国和印度经常被共同提起，世界范围都掀起了一股中印比较的“热潮”，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在学术和政策研究界，而且在各类媒体中都很“热”。
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就曾在一份题为《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可在2010年左右超越中国，未来50年里，它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国家。麻省理工学院一名生于中国的政治学家黄亚生和哈佛商学院一名生于印度的教授Tarun Khanna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印比较之争越发激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及《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等，近几年经常发表一些对比中印经济改革和发展绩效的文章或评论。
基于中国和印度在地缘，国情和发展状况等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中印之间的比较在所难免。有人用龙和象来比喻中国和印度的这场经济赛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巨龙和大象究竟谁能赢得竞争的胜利？其实对中印两国进行的比较，并不应该只抱着谁胜谁负的心态去分析，借鉴两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寻找广泛的合作领域，增进两国的交往和贸易往来，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印度的发展前景都是利大于弊。
一、从目前中印两国经济的总体现状来看
1980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印度的年均增长率为5.7%。中国的实际人均GDP(按不变国内价格计算)排名第一，，而印度则在增速方面排名第9位。按共同国际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上升了300%，而印度上升了125%。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维持在7％左右，而印度是5％到6％左右。但中国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目前的水平，而印度则从一个很低的水平达到目前的增长率。就此看来，即使两国当前以相同的GDP增长，也还是存在着很多隐性差异。
在经济结构方面，中印两国差异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的GDP中，农业占16%，工业占49%，服务业占34%；印度的GDP中，农业占27%，工业占27%，服务业占46%。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占其GDP的一半，印度的服务业占其GDP的一半。一般来说，工业比重大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增长。
二、从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
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各级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
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这样导致印度的企业相对规模小、投资少，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劲的竞争力。毕竟，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此外，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三、从经济增长模式上看
中国经济发展来自于：高储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基础教育普及、快速工业化、日益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向国际开放且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行了巨额的国债，同时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配套。这些高额的储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公路、铁路、桥梁、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建成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质资产”，拉动了整个国民的经济发展，并将会发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大不相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以服务业为基础，包括信息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印度GDP的50%。印度没有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有原因的，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合，对基础设施也有一定的要求。发展服务业就避免了储蓄率低、基础设施建设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少等因素。而且重点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发挥了它的三大优势——高学历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流利的英语能力。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四、从对外合作方面来看
中国政府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建设一个对外来投资者友善的环境，包括建立提供基础设施、法律和税收优惠条件的经济特区，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与此相反，印度政府始终对引进外国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保持谨慎态度，由此导致在印度的国外投资者对印度妨碍发展的官僚机构、不可靠的基础设施、僵化的劳动法和复杂、沉重的税赋规定深表不满，使投资印度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截至2003年，中国已使用外资为5000亿美元，印度只有近400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贸总额为8510亿美元，印度为1313亿美元。2003年，中国钢产量为2.2亿吨，印度为3200万吨。200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4033亿美元，印度为1000亿美元。
五、从金融机制方面来看
印度在总体的金融机制方面要远远优于中国：印度的金融系统运行比较健全，不良贷款比例较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10.8%。印度的股票市场比较成熟，成为印度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场所。中国现阶段的金融管理还不完备。“借贷关系滥用，银行三分之二的贷款提供给国有企业，而后者的产值只占经济的35%，相当于很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银行的贷款实际上只用于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这样的后果是，国家各银行吸收了很大一部分私人存款，而后，却贷款给那些不赢利的国有企业。
中国学习印度具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会取得很好的成效。1991年以来，印度的资本市场监管和体制框架得到不断加强。中国不健全的银行体系使不良贷款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5.7%，相比，印度仅为2.8%。同时，中国的法律体制落后，律师和法官人数不足，无法有效地保护财产权。改革中国管理体制的困难之一是其庞大的规模和复杂性。多层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缺少协调，导致资本支出效率和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下。
六、从行业层面来看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三大行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从目前来看，印度的软件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名列前茅，它拥有巨大的软件人才库，有专业人才77万。2003年，印度软件产业产值达124亿美元，其中出口95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20%。据麦肯锡的报告预测，到2008年印度的IT服务和后勤工作将会增长5倍，雇佣400万从业人员，成为年出口额达到570亿美元的行业，占印度GDP总额的7%。印度的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全球软件的研发中心，号称印度的“硅谷”。
印度的消费电子行业目前处于生产率发展的最低端。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600亿美元。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所以说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市场竞争潜力。
另外，觉得有必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分析的同时，应该注意避开四大误区：以比高低为目的；以简单地设指标为要务；满足宏观鸟瞰和带着搏弈心态比较。
第一、把比高低作为比较目的。比高低是西方咨询机构的研究者和学者最感兴趣的。像“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哪个好？”“印度什么时候超过中国？”“21世纪是中国还是印度世纪？”这样的问题被炒得异常热火，种种预测应运而生。他们这样做有现实需要：或学术上标新立异，或为对外投资提供咨询，有的还可能有其他考虑。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由很多条件综合形成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情况尤为复杂。仅仅根据现有经验，根据几个指标就对未来很多年下断语，这样的预测有多大的科学性值得怀疑。 我国的研究中，也不乏这种比高低的情绪，有人似乎是抱着一种校场比武的心态搞比较，为对方被比下去感到舒心。这种指导思想是不可取的。
第二、简单地设置比较指标，而不是全方位地进行考察。中印两国都在实现现代化，要比就要看两国各取得什么进展，速度和质量如何。关于现代化的指标，有一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即不能仅仅看GDP增长率，必须把社会人文发展指标也包括进去。
这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兼顾，涉及到制度和文化传统。设置一些指标虽有参考价值，但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要真正比较，需要的是用现代化的视角对经济各领域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考察与研判。 第三、满足宏观鸟瞰，缺乏微观的具体研究。现有多数人仅限于列举两国发展的较快较慢领域和有利不利条件，蜻蜓点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其实，深入考察发展快慢的原因，总结各层面的经验教训才是更重要的研究。而只要深入，就会发现即便发展较快的领域也有需要改进的一面。例如，印度软件和信息业务外包业发展很快，这是印度的长处，但很少人注意到软件业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制造业的落后，很少人研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印度经济现代化有什么不利影响？有的作者把“做世界后台办公室”上升为一条和中国不同的“印度现代化道路”，没有去了解它如果作为一条道路能否行得通，印度政府是否把它作为一条道路看待。我觉得具体的研究远比两国发展孰快孰慢的研究更为重要，这与我们的目的有关。我们把两国作比较，是为了从对方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也是以印度为参照系，进一步认识自己，以便扬长避短。两者都要求具体的研究。只有具体的研究才能知道经验是什么教训在哪里，才能有效地为我所用。
第四、带着搏弈的心态进行比较。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大潮中，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后者是更主要的。良性竞争也是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对双方都有利。我们的研究也是为了促进合作，促进实现双赢。只有抱着平和心态，才能做到研究中冷静、客观，不带偏见。
总之，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两国的经济振兴都给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通过客观全面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互补性，彼此都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面。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缺点与不足，比较，可以更有效地展开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认为中印之间的比较应该是无关强弱优劣的比较。
(责任编辑 闫莉莉)
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５０年代，新生的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一度彼此相互重视。但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和印度一直相互忽视。而近些年来，中国和印度经常被共同提起，世界范围都掀起了一股中印比较的“热潮”，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在学术和政策研究界，而且在各类媒体中都很“热”。
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就曾在一份题为《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可在2010年左右超越中国，未来50年里，它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国家。麻省理工学院一名生于中国的政治学家黄亚生和哈佛商学院一名生于印度的教授Tarun Khanna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印比较之争越发激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及《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等，近几年经常发表一些对比中印经济改革和发展绩效的文章或评论。
基于中国和印度在地缘，国情和发展状况等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中印之间的比较在所难免。有人用龙和象来比喻中国和印度的这场经济赛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巨龙和大象究竟谁能赢得竞争的胜利？其实对中印两国进行的比较，并不应该只抱着谁胜谁负的心态去分析，借鉴两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寻找广泛的合作领域，增进两国的交往和贸易往来，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印度的发展前景都是利大于弊。
一、从目前中印两国经济的总体现状来看
1980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印度的年均增长率为5.7%。中国的实际人均GDP(按不变国内价格计算)排名第一，，而印度则在增速方面排名第9位。按共同国际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上升了300%，而印度上升了125%。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维持在7％左右，而印度是5％到6％左右。但中国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目前的水平，而印度则从一个很低的水平达到目前的增长率。就此看来，即使两国当前以相同的GDP增长，也还是存在着很多隐性差异。
在经济结构方面，中印两国差异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的GDP中，农业占16%，工业占49%，服务业占34%；印度的GDP中，农业占27%，工业占27%，服务业占46%。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占其GDP的一半，印度的服务业占其GDP的一半。一般来说，工业比重大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增长。
二、从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
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各级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
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这样导致印度的企业相对规模小、投资少，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劲的竞争力。毕竟，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此外，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三、从经济增长模式上看
中国经济发展来自于：高储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基础教育普及、快速工业化、日益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向国际开放且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行了巨额的国债，同时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配套。这些高额的储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公路、铁路、桥梁、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建成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质资产”，拉动了整个国民的经济发展，并将会发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大不相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以服务业为基础，包括信息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印度GDP的50%。印度没有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有原因的，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合，对基础设施也有一定的要求。发展服务业就避免了储蓄率低、基础设施建设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少等因素。而且重点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发挥了它的三大优势——高学历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流利的英语能力。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四、从对外合作方面来看
中国政府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建设一个对外来投资者友善的环境，包括建立提供基础设施、法律和税收优惠条件的经济特区，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与此相反，印度政府始终对引进外国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保持谨慎态度，由此导致在印度的国外投资者对印度妨碍发展的官僚机构、不可靠的基础设施、僵化的劳动法和复杂、沉重的税赋规定深表不满，使投资印度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截至2003年，中国已使用外资为5000亿美元，印度只有近400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贸总额为8510亿美元，印度为1313亿美元。2003年，中国钢产量为2.2亿吨，印度为3200万吨。200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4033亿美元，印度为1000亿美元。
五、从金融机制方面来看
印度在总体的金融机制方面要远远优于中国：印度的金融系统运行比较健全，不良贷款比例较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10.8%。印度的股票市场比较成熟，成为印度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场所。中国现阶段的金融管理还不完备。“借贷关系滥用，银行三分之二的贷款提供给国有企业，而后者的产值只占经济的35%，相当于很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银行的贷款实际上只用于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这样的后果是，国家各银行吸收了很大一部分私人存款，而后，却贷款给那些不赢利的国有企业。
中国学习印度具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会取得很好的成效。1991年以来，印度的资本市场监管和体制框架得到不断加强。中国不健全的银行体系使不良贷款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5.7%，相比，印度仅为2.8%。同时，中国的法律体制落后，律师和法官人数不足，无法有效地保护财产权。改革中国管理体制的困难之一是其庞大的规模和复杂性。多层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缺少协调，导致资本支出效率和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下。
六、从行业层面来看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三大行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从目前来看，印度的软件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名列前茅，它拥有巨大的软件人才库，有专业人才77万。2003年，印度软件产业产值达124亿美元，其中出口95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20%。据麦肯锡的报告预测，到2008年印度的IT服务和后勤工作将会增长5倍，雇佣400万从业人员，成为年出口额达到570亿美元的行业，占印度GDP总额的7%。印度的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全球软件的研发中心，号称印度的“硅谷”。
印度的消费电子行业目前处于生产率发展的最低端。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600亿美元。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所以说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市场竞争潜力。
另外，觉得有必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分析的同时，应该注意避开四大误区：以比高低为目的；以简单地设指标为要务；满足宏观鸟瞰和带着搏弈心态比较。
第一、把比高低作为比较目的。比高低是西方咨询机构的研究者和学者最感兴趣的。像“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哪个好？”“印度什么时候超过中国？”“21世纪是中国还是印度世纪？”这样的问题被炒得异常热火，种种预测应运而生。他们这样做有现实需要：或学术上标新立异，或为对外投资提供咨询，有的还可能有其他考虑。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由很多条件综合形成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情况尤为复杂。仅仅根据现有经验，根据几个指标就对未来很多年下断语，这样的预测有多大的科学性值得怀疑。 我国的研究中，也不乏这种比高低的情绪，有人似乎是抱着一种校场比武的心态搞比较，为对方被比下去感到舒心。这种指导思想是不可取的。
第二、简单地设置比较指标，而不是全方位地进行考察。中印两国都在实现现代化，要比就要看两国各取得什么进展，速度和质量如何。关于现代化的指标，有一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即不能仅仅看GDP增长率，必须把社会人文发展指标也包括进去。
这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兼顾，涉及到制度和文化传统。设置一些指标虽有参考价值，但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要真正比较，需要的是用现代化的视角对经济各领域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考察与研判。 第三、满足宏观鸟瞰，缺乏微观的具体研究。现有多数人仅限于列举两国发展的较快较慢领域和有利不利条件，蜻蜓点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其实，深入考察发展快慢的原因，总结各层面的经验教训才是更重要的研究。而只要深入，就会发现即便发展较快的领域也有需要改进的一面。例如，印度软件和信息业务外包业发展很快，这是印度的长处，但很少人注意到软件业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制造业的落后，很少人研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印度经济现代化有什么不利影响？有的作者把“做世界后台办公室”上升为一条和中国不同的“印度现代化道路”，没有去了解它如果作为一条道路能否行得通，印度政府是否把它作为一条道路看待。我觉得具体的研究远比两国发展孰快孰慢的研究更为重要，这与我们的目的有关。我们把两国作比较，是为了从对方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也是以印度为参照系，进一步认识自己，以便扬长避短。两者都要求具体的研究。只有具体的研究才能知道经验是什么教训在哪里，才能有效地为我所用。
第四、带着搏弈的心态进行比较。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大潮中，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后者是更主要的。良性竞争也是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对双方都有利。我们的研究也是为了促进合作，促进实现双赢。只有抱着平和心态，才能做到研究中冷静、客观，不带偏见。
总之，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两国的经济振兴都给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通过客观全面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互补性，彼此都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面。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缺点与不足，比较，可以更有效地展开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认为中印之间的比较应该是无关强弱优劣的比较。
(责任编辑 闫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