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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1日，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出席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发展金融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王一新在指出地方政府金融工作的特点时说：“地方金融工作就像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第一个是要服务好实体经济，这是金融的天职，主要任务是帮助实体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第二个是要推动地方金融产业的发展，主要任务是不断丰富金融业态，增加金融机构，壮大产业规模;第三个是要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主要任務是防范和应对实体企业因投资失败、恶意逃废债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对金融机构的伤害及其引发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地方金融工作的努力目标是，让这三大任务相互协调、相互统一起来。”
王一新在演讲中围绕地方金融工作实践和自己的思考提出十个问题，和与会的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探讨。
一是如何建立一套对地方金融工作全面、系统、客观的考评体系，或者说如何公平合理地评价一个地区金融工作的优劣，给地方金融工作明晰的导向指挥棒。目前，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对地方金融工作的考核指标是不能全面反映地方金融的发展现状的。比如，统计部门关注的是金融增加值，而金融增加值这一指标主要考核的是银行存贷款的增长、证券交易额的增长、保费收入的增长等几个数字，不能反映社会融资的全貌。比如直接融资的情况就未纳入金融增加值的考核，而扩大直接融资恰恰一直是国家鼓励的发展方向。一些地方可能因为上市、发债等直接融资占比增长比较快，金融业GDP反而会降低。同时，作为金融宏观监管部门的央行主要侧重于对融资规模、机构风险的关注，负责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监管的银保监、证监等部门则更是将焦点集中在风险防控上。对地方金融工作缺乏一套权威、系统、公平的评价导向体系。
二是如何建立权责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效地形成中央与地方防控风险的合力。目前，凡是持牌的金融机构，包括地方的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等，主要由中央监管部门垂直监管，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承担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处突责任。对于这些持牌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爆雷之前地方政府往往很难知道隐藏有哪些风险，但风险暴露后地方政府又必须要承担善后责任。如果能够建立起权责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处置风险的主动性将会大幅提升，进而也会更有效地将金融风险扼杀在摇篮里或过程中，防止引发大的金融震荡。
三是如何建立分省域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凸显信用的价值。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倒逼各个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信用建设。目前的全国“一刀切”“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去年某些国有企业信用债违约，殃及池鱼。山西省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信用建设，从未发生过一单违约，但是在信用债发行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山西及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积极的、针对性很强的措施，才使情况好转。当下是大数据的时代，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来讲，做到精准化不是一件难事。监管部门不方便做，第三方也是可以做到的。
四是如何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科学考核体系，让金融机构使命必达。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使命，为什么这个初心不少时候难以实现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体系中，风控指标是偏刚性的，而服务实体经济的指标是偏柔性的。当前，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风控体系和门槛指标，甚至是机器管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干变万化，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经营状况跌宕起伏，究竟是应该让不断变化的实体经济去适应金融服务，还是金融服务要主动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实体经济呢？
五是如何培育造就一支专业化的金融服务队伍，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目前金融机构比较普遍的业务模式是利用各种资源，吸收尽可能低成本的存款，发放尽可能高利率的贷款，金融客户经理的专业知识主要是熟悉金融业内部的产品、流程、规则，而对投资对象的专业性了解比较少、研究不深，不少客户经理只靠个人资源做负债业务，做资产业务的客户经理普遍只愿意傍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再者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普遍比较熟悉为传统产业服务，而对战略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懂的比较少，吃不准，不敢涉足，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山西这方面体会比较深，大部分金融机构、大部分客户经理都在为煤焦冶电化等传统产业服务，而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服务还处于探索阶段，迫切需要从服务体系建设上、人才培养上加速补课。这些年可以探索主办银行制，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客户经理都有分工，增强其专业性。一个客户经理只负责一个行业和几家企业，长期深入研究市场、长期紧密跟踪企业，动态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现状。这样不仅有利于量身打造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品，也有利于自身金融风险防控。
六是如何让银行业错位发展，回归专业化本源，减少同质化竞争。中国的大银行最开始都有专业化的名字，但是后来几乎都成了一个模样。可否按照发展定位，回归专业化本源，各有侧重，减少同质化竞争。在各个地方和区域可否探索建立专业性的地方银行，采取区别监管措施，引导专业化发展。比如，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可否设立一个专注能源领域的区域性银行，在服务能源产业方面更具专业性，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应执行专业化的监管政策。去年年底以来，山西煤炭企业债券在二级市场波动较大，因为山西地方金融机构了解山西煤炭企业的现状，产量是历史新高，价格是历史新高，综合吨煤成本是历史新低，对煤炭企业的债券非常有信心，但因为有集中度限制的监管要求，有钱也不能投。
七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为农信系统创造更优的条件，增强其服务“三农”的能力。农信系统是服务“三农”的主力军，但是点多、面广，单笔业务小，人力资源成本高，资金往往高来高去，风险普遍性较高。各级政府为防控风险很费精力，但往往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如何从制度层面对农信系统的体制机制进行再造，已有不少专家在研究探索。王一新重点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建议通过制度设计，允许省级联社（农商行）以股权为纽带合法合规嵌入县级农信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穿透式参与县级行社的监管和运营，既保持县域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服务“三农”的性质不变，又可穿透式地防控风险，而不只是事后处置风险，永远处于“救火”的状态。二是制度性安排财政性资金，包括社保资金切块存放农信行社，大幅降低农信系统资金来源的成本，提升他们的竞争力，降低他们的经营风险，最终惠及“三农”。三是建议将农信行社在县区乡村的网点设施纳入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大幅度降低农信机构固定资产投资和场所租赁成本，腾出让利于民的空间。当前，各地农信系统风险问题普遍比较突出，对于共_生问题更应该多从制度层面去找原因。 八是如何建立相对公平规范的存贷比和核销不良的政策体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由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同样的钱投在发达地区更好赚钱，这就导致中西部地区资金更加容易流向沿海发达地区，推高发达地区存贷比，拉低中西部地区存貸比，这个金融领域的“马太效应”也是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一个原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可否研究设置一套基础性考核指标，对存款流出所在区域作出相应限制，倒逼本土资金更多留在当地。对确需流出的部分，流入地要支付一定的资金成本，用于回馈资金流出地。在效率、效益和公平之间取一个均值，而非唯效益原则。同样的逻辑，由于发达地区的综合优势，发达地区在核销不良的金额方面远超中西部地区，各大金融机构从全国提取的拨备，在核销不良这一再分配过程中，再一次向发达地区倾斜。因此，可否构建一个动态核销机制，比如每年按照金融机构在本地区创造的利润按比例进行核销，使中西部地区也能享受到公允的核销政策红利。
九是如何找到解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责问题的治本之策，破解长期困扰我们的金融难题。这是一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老问题，国家和各个地方也在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解决不好？是不是应该从制度设计层面去找一些深层次原因。王一新表示，只要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敢于创新，总能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
十是如何创优地方金融生态，提高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上的能力。王一新表示：一是只要项目好，保证不差钱。作为实体企业，当金融机构不能满足融资要求时，不要过多埋怨金融机构不放贷，因为资本是逐利的，资本是流动的。这时候，企业要更多地反思一下自己的项目是不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是不是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自己在投资决策方面是不是存在问题。现在一些企业融不到资往往就找政府，政府有责任帮助沟通协调，做好服务，但政府也不能命令金融机构必须千什么。二是金融企业也是企业，政府要主持公道，按市场规则办事。一方面不能简单偏向属地企业，更不能与本地企业合谋“黑”金融机构。相反，对于实体企业逃废债、做“两本账”骗贷等行为，要坚决打击，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要帮助落地本土的金融机构解决问题，让他们感觉在本地发展有依靠、有安全感。
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山西省的体会是，党委政府要坚定地扛起责任，坚决守住风险防控底线，在金融风险面前不能简单地说将其交给市场而弃之不管。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党委、政府重视并且能够敏锐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这是防控风险的基本前提。否则待风险扩大再来处置，将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这几年，山西成功地化解了海鑫钢铁、联盛、中诚信托、永泰能源等几起重大金融风险，有效地保护了山西金融生态和发展环境。
去年以来，山西在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过程中，为在全省层面构建起地方金融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中央垂直监管体系的基础上，自己又加了“两把锁”：“一把锁”是建立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实时获取地方法人银行和由地方承担监管职能的类金融机构的重大风险数据，通过“穿透监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另外“一把锁”是在省审计厅增设了地方金融审计局，重点聚焦地方国有金融机构的重大风险隐患，对常规监管难以穿透的领域进行专项审计，抓早抓小，防患未然。这“两把锁”与中央的垂直监管互通有无，信息共享，形成合力。
王一新在指出地方政府金融工作的特点时说：“地方金融工作就像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第一个是要服务好实体经济，这是金融的天职，主要任务是帮助实体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第二个是要推动地方金融产业的发展，主要任务是不断丰富金融业态，增加金融机构，壮大产业规模;第三个是要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主要任務是防范和应对实体企业因投资失败、恶意逃废债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对金融机构的伤害及其引发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地方金融工作的努力目标是，让这三大任务相互协调、相互统一起来。”
王一新在演讲中围绕地方金融工作实践和自己的思考提出十个问题，和与会的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探讨。
一是如何建立一套对地方金融工作全面、系统、客观的考评体系，或者说如何公平合理地评价一个地区金融工作的优劣，给地方金融工作明晰的导向指挥棒。目前，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对地方金融工作的考核指标是不能全面反映地方金融的发展现状的。比如，统计部门关注的是金融增加值，而金融增加值这一指标主要考核的是银行存贷款的增长、证券交易额的增长、保费收入的增长等几个数字，不能反映社会融资的全貌。比如直接融资的情况就未纳入金融增加值的考核，而扩大直接融资恰恰一直是国家鼓励的发展方向。一些地方可能因为上市、发债等直接融资占比增长比较快，金融业GDP反而会降低。同时，作为金融宏观监管部门的央行主要侧重于对融资规模、机构风险的关注，负责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监管的银保监、证监等部门则更是将焦点集中在风险防控上。对地方金融工作缺乏一套权威、系统、公平的评价导向体系。
二是如何建立权责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效地形成中央与地方防控风险的合力。目前，凡是持牌的金融机构，包括地方的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等，主要由中央监管部门垂直监管，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承担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处突责任。对于这些持牌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爆雷之前地方政府往往很难知道隐藏有哪些风险，但风险暴露后地方政府又必须要承担善后责任。如果能够建立起权责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处置风险的主动性将会大幅提升，进而也会更有效地将金融风险扼杀在摇篮里或过程中，防止引发大的金融震荡。
三是如何建立分省域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凸显信用的价值。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倒逼各个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信用建设。目前的全国“一刀切”“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去年某些国有企业信用债违约，殃及池鱼。山西省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信用建设，从未发生过一单违约，但是在信用债发行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山西及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积极的、针对性很强的措施，才使情况好转。当下是大数据的时代，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来讲，做到精准化不是一件难事。监管部门不方便做，第三方也是可以做到的。
四是如何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科学考核体系，让金融机构使命必达。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使命，为什么这个初心不少时候难以实现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体系中，风控指标是偏刚性的，而服务实体经济的指标是偏柔性的。当前，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风控体系和门槛指标，甚至是机器管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干变万化，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经营状况跌宕起伏，究竟是应该让不断变化的实体经济去适应金融服务，还是金融服务要主动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实体经济呢？
五是如何培育造就一支专业化的金融服务队伍，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目前金融机构比较普遍的业务模式是利用各种资源，吸收尽可能低成本的存款，发放尽可能高利率的贷款，金融客户经理的专业知识主要是熟悉金融业内部的产品、流程、规则，而对投资对象的专业性了解比较少、研究不深，不少客户经理只靠个人资源做负债业务，做资产业务的客户经理普遍只愿意傍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再者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普遍比较熟悉为传统产业服务，而对战略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懂的比较少，吃不准，不敢涉足，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山西这方面体会比较深，大部分金融机构、大部分客户经理都在为煤焦冶电化等传统产业服务，而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服务还处于探索阶段，迫切需要从服务体系建设上、人才培养上加速补课。这些年可以探索主办银行制，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客户经理都有分工，增强其专业性。一个客户经理只负责一个行业和几家企业，长期深入研究市场、长期紧密跟踪企业，动态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现状。这样不仅有利于量身打造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品，也有利于自身金融风险防控。
六是如何让银行业错位发展，回归专业化本源，减少同质化竞争。中国的大银行最开始都有专业化的名字，但是后来几乎都成了一个模样。可否按照发展定位，回归专业化本源，各有侧重，减少同质化竞争。在各个地方和区域可否探索建立专业性的地方银行，采取区别监管措施，引导专业化发展。比如，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可否设立一个专注能源领域的区域性银行，在服务能源产业方面更具专业性，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应执行专业化的监管政策。去年年底以来，山西煤炭企业债券在二级市场波动较大，因为山西地方金融机构了解山西煤炭企业的现状，产量是历史新高，价格是历史新高，综合吨煤成本是历史新低，对煤炭企业的债券非常有信心，但因为有集中度限制的监管要求，有钱也不能投。
七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为农信系统创造更优的条件，增强其服务“三农”的能力。农信系统是服务“三农”的主力军，但是点多、面广，单笔业务小，人力资源成本高，资金往往高来高去，风险普遍性较高。各级政府为防控风险很费精力，但往往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如何从制度层面对农信系统的体制机制进行再造，已有不少专家在研究探索。王一新重点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建议通过制度设计，允许省级联社（农商行）以股权为纽带合法合规嵌入县级农信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穿透式参与县级行社的监管和运营，既保持县域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服务“三农”的性质不变，又可穿透式地防控风险，而不只是事后处置风险，永远处于“救火”的状态。二是制度性安排财政性资金，包括社保资金切块存放农信行社，大幅降低农信系统资金来源的成本，提升他们的竞争力，降低他们的经营风险，最终惠及“三农”。三是建议将农信行社在县区乡村的网点设施纳入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大幅度降低农信机构固定资产投资和场所租赁成本，腾出让利于民的空间。当前，各地农信系统风险问题普遍比较突出，对于共_生问题更应该多从制度层面去找原因。 八是如何建立相对公平规范的存贷比和核销不良的政策体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由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同样的钱投在发达地区更好赚钱，这就导致中西部地区资金更加容易流向沿海发达地区，推高发达地区存贷比，拉低中西部地区存貸比，这个金融领域的“马太效应”也是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一个原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可否研究设置一套基础性考核指标，对存款流出所在区域作出相应限制，倒逼本土资金更多留在当地。对确需流出的部分，流入地要支付一定的资金成本，用于回馈资金流出地。在效率、效益和公平之间取一个均值，而非唯效益原则。同样的逻辑，由于发达地区的综合优势，发达地区在核销不良的金额方面远超中西部地区，各大金融机构从全国提取的拨备，在核销不良这一再分配过程中，再一次向发达地区倾斜。因此，可否构建一个动态核销机制，比如每年按照金融机构在本地区创造的利润按比例进行核销，使中西部地区也能享受到公允的核销政策红利。
九是如何找到解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责问题的治本之策，破解长期困扰我们的金融难题。这是一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老问题，国家和各个地方也在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解决不好？是不是应该从制度设计层面去找一些深层次原因。王一新表示，只要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敢于创新，总能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
十是如何创优地方金融生态，提高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上的能力。王一新表示：一是只要项目好，保证不差钱。作为实体企业，当金融机构不能满足融资要求时，不要过多埋怨金融机构不放贷，因为资本是逐利的，资本是流动的。这时候，企业要更多地反思一下自己的项目是不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是不是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自己在投资决策方面是不是存在问题。现在一些企业融不到资往往就找政府，政府有责任帮助沟通协调，做好服务，但政府也不能命令金融机构必须千什么。二是金融企业也是企业，政府要主持公道，按市场规则办事。一方面不能简单偏向属地企业，更不能与本地企业合谋“黑”金融机构。相反，对于实体企业逃废债、做“两本账”骗贷等行为，要坚决打击，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要帮助落地本土的金融机构解决问题，让他们感觉在本地发展有依靠、有安全感。
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山西省的体会是，党委政府要坚定地扛起责任，坚决守住风险防控底线，在金融风险面前不能简单地说将其交给市场而弃之不管。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党委、政府重视并且能够敏锐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这是防控风险的基本前提。否则待风险扩大再来处置，将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这几年，山西成功地化解了海鑫钢铁、联盛、中诚信托、永泰能源等几起重大金融风险，有效地保护了山西金融生态和发展环境。
去年以来，山西在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过程中，为在全省层面构建起地方金融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中央垂直监管体系的基础上，自己又加了“两把锁”：“一把锁”是建立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实时获取地方法人银行和由地方承担监管职能的类金融机构的重大风险数据，通过“穿透监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另外“一把锁”是在省审计厅增设了地方金融审计局，重点聚焦地方国有金融机构的重大风险隐患，对常规监管难以穿透的领域进行专项审计，抓早抓小，防患未然。这“两把锁”与中央的垂直监管互通有无，信息共享，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