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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的面子
水月村的村長还小的时候，当然他还不是村长。他的父亲是水月村乡剧团的一位演员。他演过荆州花鼓戏《王瞎子闹店》里的一个“花旦”角色——小幺姑，演戏嘛，演了也就演了。可他走路的神态，说话的声音的确像个女孩子，因此，水月村的人，干脆把他叫成了小幺姑。到他的年岁有些大了的时候，村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又顺理成章地改口把他叫成了幺姑大叔。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红白喜事也像地里的庄稼——产量陡增。不管是这家生孩子，还是那家死人，不管是儿子去当兵还是孙子上大学，不管是儿子结婚还是姑娘出嫁……都兴整个酒宴。乡里乡亲，虽然不是亲戚，但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得去凑个份子，送个人情，增个人光。幺姑大叔如水月村的村民一样，频频出现在这种“凑份子”的场合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些酒宴上，随着早些时“除四旧”，消失了的“叫花子赶酒”，也如一种传统的乡风民俗，顺应时代而复苏，在民间悄然兴起。
哪家有喜事，叫花子来到华堂前，先燃放一小节鞭炮（他们往往是把一挂鞭炮，分成若干小段，所到之处，放上那么一小节），再念几句喜词。据说，这种喜词有讲究，多达360句。当然都是一些奉承之语。叫花子念完喜词后，紧接着从腰包里掏出烟来，忙去寻找东家管事的支宾先生打交涉：表示他们已上门送过恭贺。叫花子的目的很明确，不外乎要“支宾先生”到时候给他们一点“喜钱”——就是放了那几个鞭炮、说了那几句好话的钱。原先农村穷的时候，这种钱是以元计算的，现在，则是以十元为起点。对了，他给了支宾先生一支烟，支宾先生要给他两包烟——名曰“喜烟”。接着他们会直奔厨房，拜见厨师。至于找厨师，目的只有一个，要厨师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们炒几个菜，喝餐酒。厨师也是有规矩的，一般打发叫花子：四个菜，一个汤。这几道菜，是酒宴上“十碗”的综合。他们往往是吃不完，兜着走。
给叫花子吃饭的规矩：是不兴用桌子，不在屋里。一般都是把两条大板凳合并在一起，，摆在门前。饭、菜、酒，一道放在上面。酒壶不兴盖盖子，敞开着，意喻：敞开喝。其实，就壶内那么多——大方一点的支宾先生会多装一些酒到里面，遇到小气人，也许只给你小半壶。不论多少，喝完为止，是不兴添加的。
幺姑大叔在凑份子的场合上，没少见过“叫花子赶酒”。幺姑大叔并且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现象：现在农村富裕了，做红白喜事的东家，对赶酒的叫花子也舍得施舍了。这种施舍对幺姑大叔，产生了一种诱惑。他而且是每每见到，必想到那件事——如果利用花鼓戏中的道情，去给东家送“恭贺”，比“叫花子赶酒”要有档次一些。叫花子赶酒只是说白，唱道情，是唱、是表演。间或还有简板、道情筒的敲击声，比单一的叫花子“赶酒”的气氛要浓郁得多。
幺姑大叔虽然年事已高，他家地里的活路还是他老两口在做，但空余时间还是有一些的，遇到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去凑个热闹，也是抽得出空来的。
幺姑大叔是演员，唱道情犹如木匠师傅“拣板上肖”，轻车熟路，不必去拜师学艺。
幺姑大叔做出了如此决定，从此，村里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他总是手握简板，怀抱道情筒，不慌不忙地迈着他那有些老练了的“花旦”步，乐呵呵地到东家去唱道情送恭贺。
幺姑大叔有本事把东家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即兴创作道情词来唱。最多的时候，他还是唱些插科打诨的段子。这些词儿，是村人们最喜欢听的：
说白话，讲白话，红火太阳把雨下。孤老儿子放八卦（风筝名称），鸡公下蛋抱鸡娃。
麻风细雨满天星，开水锅里结凌冰。正月怀胎来年生，气死寡妇的男人。
听到狗子说人话，看到公猫把儿下。两个石滚打死架，青石板上种芝麻……
幺姑大叔唱这些“闲词”时，乡邻们和者必众。还会有人夺过他的简板和道情，唱些其它的词儿。幺姑大叔还不时在一边“指点指点”。这种气氛，让乡邻们的喜宴活跃欢快。
幺姑大叔唱完道情后，东家也用招待“叫花子”一样的礼节招待他，在喜堂前摆上四个菜、一壶酒让他自斟自饮。他走时东家同样拿出喜钱喜烟来谢他。
这时，幺叔大叔会不失时机地用答谢词来答谢东家，与酒宴上的亲朋好友道别。他仍然是一躬到底，满脸笑靥：
多谢东家的烟和酒，
得罪满堂的亲朋和好友;
今天难免要分手，
下次相会再叙旧。
幺姑大叔唱道情，时间长了，也攒下了不少钱。他逢人总是笑脸相迎，以烟相奉。有时，乡邻们遇到手头紧时，便来找他周济一下，他总是有求必应。
幺姑大叔在水月村唱道情，唱得人缘极好，口碑不错。他的儿子，人也实成，长大成人后，村里换届选举时，村民们不约而同地选了他的儿子当村长。
幺姑大叔的儿子当上了水月村的村长，幺姑大叔不喜不忧，不当回事，仍然唱他的道情。
幺姑大叔的儿子当了村长，村民们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坐上席，喝喜酒，并以请到村长为荣。
暑假的一天，一位村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请村长去喝喜酒，坐上席。
幺姑大叔不请自去地到那家唱道情、送恭贺。
幺姑大叔来到喜堂前，往门前一站，面向高堂，也不管上首坐得人是谁，双手抱住道情简两头，向屋里的宾客深深地鞠一躬。接着，就唱开了道情。得意时，还像他年轻时在舞台上那样，摇头跺脚。
坐在上席的村长，觉得他父亲的这种做法，很丑陋，屋里坐着的不只是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子领导下的那么多村民。这很让他没面子，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一下子，村长的脸由羞耻到愤怒，红到了脖子根。他不敢抬头、正眼看门前唱道情的父亲，他以为他父亲跟那么多村民行大礼，不应该，他以为他父亲唱道情就是叫花子赶酒，太丢人。村长顿时感到酒席上的烟、酒、菜全他妈的不是味道。 幺姑大叔唱完了道情，在门前就着四个菜，从从容容、有滋有味地喝干了那壶没盖酒壶盖子的酒，顺手把他没吃完的菜倒进了他随身带来的一个大饭盒里。
乡亲们见幺姑大叔又吃又带，同他开玩笑说：“幺姑大叔好像不懂江湖，我们吃酒，都是只准肚饱，不准怀揣。哪像你又吃又带。”
幺姑大叔笑着回答乡邻：“如果我不带走，厨倌师傅定会疑心他做得菜味道不好。凭你们说，‘叫花子’都不愿意吃，哪有什么好东西。还有一个理由，如果我不剩下一些带走，东家是怕别人说他小气的，连打发‘叫花子’的东西都不充足。”
村长不知是怎么吃完那顿酒席的。
村长下席后，出门正准备走时，正好碰上东家管事的支宾先生，拿着一张20元的钞票，四包黄鹤楼的香烟，在与他父亲交涉：“这点喜烟喜钱，望幺姑大叔‘笑纳’。”
幺姑大叔伸手接过钱和烟，双手抱着道情一躬：“多谢多谢！”幺姑大叔心知肚明：自从儿子当了村长以来，乡亲們给他的喜钱和喜烟不仅数量加了倍，质量也上了一个台阶。不是那些赶酒的叫花子所能享受的。
村民们见了村长，善意地开着玩笑说：“村长，你把乡政府给你们村干部缴纳了提留款，拿回扣的方式也带到了我们水月村的酒席上来了——您送了人情，要父亲来领回扣呀！”
村长听了村民的这句玩笑话，不以为是玩笑，而是以为村民对他的讥讽，甚至是刻薄和挖苦。他感到这时受到了奇耻大辱。越想越觉得他父亲在村人面前，给他丢尽了面子，心中的怒火难以按捺。
村长用鄙夷而且仇视的目光斜睨了他父亲一眼，背上双手，急忙离开了这喜堂。
儿子不用正眼看父亲，幺姑大叔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完全没把儿子当村长看，他以为儿子和其他来喝喜酒的人一样，不也就是一个来随礼的乡亲么，没一点特别。
晚上，村长回到家里，看到桌子上的道情筒，感到那道情的神情同他父亲一样孤傲，简直是在傲视他。
幺姑大叔端着那碗煮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从厨房里出来，走进堂屋，准备吃晚饭。这碗杂烩汤，是幺姑大叔在酒席宴上带回来的那些菜肴烹煮的。
村长看到那碗冒热气的杂烩汤，气不打一处来，他冲着幺姑大叔吼道，您以后别在村里唱道情了，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幺姑大叔听了，大吃一惊。把刚举到嘴边的酒杯往桌上一墩，两眼紧紧的瞪着儿子，好一会才问：“面子？你知道你的面子是从哪来的吗？你的面子就是我唱道情唱来的。我唱道情有情于乡邻们，乡亲们才选你当村长的。你以为我唱道情丢了你的面子，是那种下九流的人？我告诉你，我是民间艺人。”
村长说：“不管您是民间艺人，还是叫花子，我好歹是在当村长，有丢我面子的事，就不要做了。”
幺姑大叔听了儿子的话，说：“好，好、好！你真要说我丢了你的面子，我以后不唱道情了。可我一天要两包烟、两斤酒的钱你得给我。如果你不答应我，我还有我的面子，也不会管你面不面子。”
村长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答应了幺姑大叔的条件：“都依你的，只要你不再唱道情。”
幺姑大叔拿着村长给他的钱，不再唱道情了，在家里买烟、打酒对付一日三餐。
幺姑大叔知道，他儿子当村长，一年的工资只不过是一张白纸。当村长的人，一年到头上上下下地跑，少不了要钱;那些上面的领导还得罪不起，三不之一还要请他们喝酒。孙子现在已经读高中，要不了两年就要上大学，更要钱。他区区一个“狗腿子” 村倌，又有多大的能耐。就如外面说的，上交提留款时拿些回扣，有时候占点村里的“便宜”，又能有几多呢。平时汤里来，也水里去了。
幺姑大叔除了唱道情之外，没有其他赚钱的本领。要给孙子攒钱，没有门路。只有省吃俭用，只有节衣缩食。幺姑大叔有了这种想法，再去店里打酒，就只打半壶，然后回家，悄悄地兑进半壶凉开水;又把原先抽的两元一包的芙蓉香烟，改为一块二一包的君健烟。为了不让儿子和外人发现他这个变化，幺姑大叔把君健烟买回来后，立马拆开包装，装进芙蓉烟盒里。在别人眼里，幺姑大叔抽的还是芙蓉烟。
幺姑大叔这么拮据地过着日子，把那烟酒省出来的钱，一块一块地攒着。又过了两年，村长家的积蓄被儿子读高中花得差不多了。接着儿子又考上了大学，村长不得不借债。早先，给幺姑大叔承诺的烟酒钱，兑现也不是那么及时、按数了。
幺姑大叔也不计较，自己的儿子，钱要留着办正事。
村长的儿子上了大学后，他父亲幺姑大叔在家中闲出了重疾。
儿子读书，父亲看病，村长的债台筑高了。眼看父亲行将就木，拿什么把父亲送上山呢？村长在家里发愁。这才感到他真正地要在村民们的面前丢面子了。村长悔恨交加地想：要是当时不阻止父亲唱道情，他现在肯定不致于穷成这样。他好懊悔。
幺姑大叔在回光返照的时候，把还在当村长的儿子叫到床边，有些吃力地从床铺草里边掏出他从烟、酒中积攒起来、一直没肯拿出来的5000元钱，接着又拿出来那只道情、一本道情词谱《见人说》来，他像交给儿子遗产那样，郑重地对当村长的儿子说，我最后给你一次面子。让你拿这钱把我揾下土。希望你也给我留点面子，接下这几样东西。你上了年纪，不当村长了，就拿它为自己挣面子。
当村长的儿子接过父亲的钱币和遗物，泣不成声。
村民们都来给幺姑大叔送行。在村长家幺姑大叔的丧事前，他们拿起幺姑大叔的道情和简板，翻着幺姑大叔撰写的那本《见人说》，热热闹闹地唱着道情，为他送行。
无论是村长还是村民，他们都觉得很有面子……
村长的麦子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垄黄。
水月村的闵龙夫妻俩天未亮，就着满天的星星吃了早饭，忙下地割麦子。
麦子要趁早上露气未干，还没被太阳烤焦时收割。麦子若被太阳蒸干了水分，再来收割，不仅麦穗容易折断，而且麦粒也容易脱落。 闵龙的麦地与村长的麦地挨着，就像两只眼睛隔着一道鼻梁那样隔着一条田埂。他们来到麦田边，看到村长套种着西瓜的麦地，西瓜藤蔓高昂着头，虬须已快触到了麦垄边的麦杆上了。它们虎视眈眈地盯着眼前的那些麦子，打算往麦林里蹿。
要是再过一、二天，西瓜藤蔓蹿进麦林后，西瓜的藤蔓与麦子缠绕的如热恋中的男孩女孩，再去割麦子，要分开它们，不说两败俱伤，西瓜藤蔓是会受到损失的。这麦子必须立即割掉。
闵龙未过门的媳妇怀上了毛毛，儿子要结婚，但没到结婚的年龄。要找村长出面到派出所帮忙改一下年龄，要村长出介绍信，儿子才能拿结婚证，两口子一合计，决定粗工掉细工——先帮村长把这3亩田的麦子割掉，日后好跟村长开口。再说，割完村长的麦子，再去割自己的麦子，也迟不了多长时间。
没一会工夫，田山夫妻也来割麦子，他们要从闵龙和村长之间的田埂上穿过。田山看到闵龙夫妻在村长的地里割麦子，以为他们弄错了田块。指着闵龙的田，疑惑的问：“好像这边是你们的麦地呀。”
闵龙尴尬地一笑，把自己有求于村长的事说给田山听了。
田山听后，想到他两个儿子，还差一个宅基地，也有求于村長。何不趁这个机会帮上一把，日后也好开口。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哪好意思！
这两对夫妻都是干庄稼活的里手。他们达成默契后，往握镰刀的手心里啐上一口唾沫，接着，握着镰刀把的手腕一扭一扭一扭的，那镰刀把便在他们松而不散的拳中旋转起来。就那么几下，刚才啐在手心里的唾沫，便均匀地粘附在手掌和镰刀把上了。他们攥紧镰刀，张开两腿，似马步;弯下腰，如箭弓。摆开收割的架式。他们手中的镰刀，伸进麦林里，将一小片麦子集拢，同时，左手虎口张开朝下，胳膊肘向外一反挽，刚才镰刀集拢的那一绺麦秆，自然、如数地抓在了手中。说时迟，那时快，握住镰刀的右手似顺手牵羊，带着旋转的动作往回收，左手中的麦秸秆“沙沙”的响过之后，一小片麦子便被拦腰斩断。这时，右手的镰刀又伸了出去，钩住左手麦秸秆的下部，接着左手渐渐放松，用指头把松开的那绺麦秸秆把往左带动，右手的镰刀同时向右一勾搭，那把麦子就均匀整齐的铺在了身后的麦茬上。
闵龙和田山两对夫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村长的地里割着麦子，挥汗如雨。虽然他们吃着不该吃的亏，但是心里挺舒坦。他们想得是，要是村长和他的家人知道他们两家把地里的麦子给割了，一定会感动得不得了的——要是他们两家向村长提出点什么要求，即使村长不同意，村长的妻子定会在旁边提醒说：“他们给我家割过麦子呢……”
闵龙和田山快把村长家的麦子割完时，村长和他的家里人，还一点也不知道地里的麦子有人在收割。闵龙和田山暂时还不想张扬——就是中午回家吃饭，也不想让村长家里知道这事。他们知道，这事，村长家里不久就会知道的。他们两家商量：上午把村长家的麦子割完，下午把麦子捆好，运到村长家里，给村长家一个惊喜。
太阳还没当顶的时候，村长家3亩地的小麦，早被闵龙田山两家斩尽割绝。
天有不测风云。闵龙田山割完村长家的3亩小麦回家时，太阳还望着他们在笑呢。他们回到家，沉浸在帮了村长的一次大忙的喜悦中，吃着香甜可口的午饭时，老天爷不知道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忽然把脸沉了下来，并且有要大哭一场的样子。没等他们吃完饭，大雨如桶倒一般泼了下来。村长家的麦子先是被雨水淋湿，接着便“水涨船高”，全都浮在水面上，村长家的麦子，先是铺着一地的金子，此时，它们随波逐流，变成了一“池”觅食的鸭子。
麦收时节，下了一场大雨，农人个个感到焦虑和自危。他们没等雨停，就往地里跑。看他们地里的麦子倒没倒在水里。
村长家的麦子浮在水上，下地的人都看见了。有好事者，跑到村长家里，告诉他家的麦子“放鸭子”了。
村长的老婆听了，还有些好奇：“我们根本没人去割麦子，怎么会有‘放鸭子的事’呢。”于是，村长的老婆催着村长，要村长陪她到地里去看个究竟。当她看着她家的麦子全部浮在水上时，村长的老婆紧接着就是愤怒，撒泼的泼妇劲上来了，便有粪便一样脏的语言，像农人泼大粪那样从她的嘴里洒出来：“我知道村长这些年收粮收款时，赶你们的猪子，巴你们的粮食;计划生育，劁了你们的女人，得罪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复他？我告诉你们，村长也不愿意这么做，都是上面要他这么做的，你们有狠，就去找上面。除了这，再就是村长搞了你家的嫩丫头，你们对他不满，想方设法地陷害他……”
当村长婆娘知道了她家的麦子是闵龙田山给割倒的，更是怒火万丈。她咒闵龙、田山逞能，不得好死，要他们赔偿损失。
闵龙和田山好心办成了坏事，只得给村长老婆赔礼，应承赔她家的麦子。
村长的老婆说：“你们的麦子没有我的麦子长得好。”要他们增加面积赔她。
闵龙和田山不好辩解。其实他们两家的的麦子都比村长家的长得好。并且他们两家的麦子种得是全幅，村长家的麦地留有套种西瓜的空地，只有半幅麦子。何况村长家的麦地，由于他老婆整天只忙于打麻将，麦林中的杂草没除，燕麦没扯，地里一直是草荒苗的现象，本来产量就不高。闵龙、田山就是用他们的一亩地的麦子，去赔村长家的一亩地的麦子，也是吃亏的。为了让村长老婆满意，他们两家决定用4亩地的麦子赔偿村长。
雨过天晴，闵龙和田山各自割了自己的2亩麦子，作为赔偿。请村长老婆过目验收。
村长的老婆掐下闵农和田山的麦子，看了一眼，口里没说什么，心里像是发现了什么，回头就往她家的麦地里跑。村长的老婆把她地里被水浸泡得涨鼓鼓的麦子，剥落了一些，和闵龙田山家的麦粒一道摊在手心里，伸到闵农和田山的眼皮底下，说：“你们看清楚，我家的麦粒比你们的要饱满得多。”
闵农和田山弄巧成拙，没得办法，只好跟村长的老婆说好话、赔不是。决定他们两家再各加5分田的麦子作赔偿。
村长3亩地的麦子，就这样换了闵农和田山两家5亩地的麦子。其实他们两家的麦子完全是送给村长家的——村长家的麦子，他们哪有还有心思去收回来。
暴雨来的快，去的也快。村长家3亩地的麦子，在夏日的阳光下，很快就晒干了，虽然损坏了一些，并不是颗粒不收。
村里的宁仁想生二胎，看到村长的麦子放倒在地里，经雨后，几天没人管、没人收，以为是村长公事多，顾不了地里的粮食。宁仁有心巴结村长，手里又有手扶拖拉机、脱扬机。于是，宁仁把村长的那3亩田的麦子收回去，脱掉、扬净、晒干，并拖到粮站里卖了500元钱。宁仁见村长家的麦子钱太少，又往里凑了1000元。宁仁拿着一把票子找到村长的老婆，说：“村长日夜为村里操劳，麦子烂在地里也没工夫收。我有空，帮忙收了，卖了。这是麦子钱，您先清点一下，等村长回来了，您告诉村长一声。”
村长的老婆接过宁仁手中的钱，数了数，不多不少，一千五。她数完钱，又是一惊。村长老婆把那钱装进她的坤包里后，接着又咒骂闵农和田山黑良心：他们赔给她家的麦子只卖了1250块钱，比宁仁送来的钱整整少250元。
村长的老婆决定去找闵农和田山两家讨要她那“二百五”。
责任编辑/乙然
水月村的村長还小的时候，当然他还不是村长。他的父亲是水月村乡剧团的一位演员。他演过荆州花鼓戏《王瞎子闹店》里的一个“花旦”角色——小幺姑，演戏嘛，演了也就演了。可他走路的神态，说话的声音的确像个女孩子，因此，水月村的人，干脆把他叫成了小幺姑。到他的年岁有些大了的时候，村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又顺理成章地改口把他叫成了幺姑大叔。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红白喜事也像地里的庄稼——产量陡增。不管是这家生孩子，还是那家死人，不管是儿子去当兵还是孙子上大学，不管是儿子结婚还是姑娘出嫁……都兴整个酒宴。乡里乡亲，虽然不是亲戚，但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得去凑个份子，送个人情，增个人光。幺姑大叔如水月村的村民一样，频频出现在这种“凑份子”的场合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些酒宴上，随着早些时“除四旧”，消失了的“叫花子赶酒”，也如一种传统的乡风民俗，顺应时代而复苏，在民间悄然兴起。
哪家有喜事，叫花子来到华堂前，先燃放一小节鞭炮（他们往往是把一挂鞭炮，分成若干小段，所到之处，放上那么一小节），再念几句喜词。据说，这种喜词有讲究，多达360句。当然都是一些奉承之语。叫花子念完喜词后，紧接着从腰包里掏出烟来，忙去寻找东家管事的支宾先生打交涉：表示他们已上门送过恭贺。叫花子的目的很明确，不外乎要“支宾先生”到时候给他们一点“喜钱”——就是放了那几个鞭炮、说了那几句好话的钱。原先农村穷的时候，这种钱是以元计算的，现在，则是以十元为起点。对了，他给了支宾先生一支烟，支宾先生要给他两包烟——名曰“喜烟”。接着他们会直奔厨房，拜见厨师。至于找厨师，目的只有一个，要厨师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们炒几个菜，喝餐酒。厨师也是有规矩的，一般打发叫花子：四个菜，一个汤。这几道菜，是酒宴上“十碗”的综合。他们往往是吃不完，兜着走。
给叫花子吃饭的规矩：是不兴用桌子，不在屋里。一般都是把两条大板凳合并在一起，，摆在门前。饭、菜、酒，一道放在上面。酒壶不兴盖盖子，敞开着，意喻：敞开喝。其实，就壶内那么多——大方一点的支宾先生会多装一些酒到里面，遇到小气人，也许只给你小半壶。不论多少，喝完为止，是不兴添加的。
幺姑大叔在凑份子的场合上，没少见过“叫花子赶酒”。幺姑大叔并且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现象：现在农村富裕了，做红白喜事的东家，对赶酒的叫花子也舍得施舍了。这种施舍对幺姑大叔，产生了一种诱惑。他而且是每每见到，必想到那件事——如果利用花鼓戏中的道情，去给东家送“恭贺”，比“叫花子赶酒”要有档次一些。叫花子赶酒只是说白，唱道情，是唱、是表演。间或还有简板、道情筒的敲击声，比单一的叫花子“赶酒”的气氛要浓郁得多。
幺姑大叔虽然年事已高，他家地里的活路还是他老两口在做，但空余时间还是有一些的，遇到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去凑个热闹，也是抽得出空来的。
幺姑大叔是演员，唱道情犹如木匠师傅“拣板上肖”，轻车熟路，不必去拜师学艺。
幺姑大叔做出了如此决定，从此，村里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他总是手握简板，怀抱道情筒，不慌不忙地迈着他那有些老练了的“花旦”步，乐呵呵地到东家去唱道情送恭贺。
幺姑大叔有本事把东家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即兴创作道情词来唱。最多的时候，他还是唱些插科打诨的段子。这些词儿，是村人们最喜欢听的：
说白话，讲白话，红火太阳把雨下。孤老儿子放八卦（风筝名称），鸡公下蛋抱鸡娃。
麻风细雨满天星，开水锅里结凌冰。正月怀胎来年生，气死寡妇的男人。
听到狗子说人话，看到公猫把儿下。两个石滚打死架，青石板上种芝麻……
幺姑大叔唱这些“闲词”时，乡邻们和者必众。还会有人夺过他的简板和道情，唱些其它的词儿。幺姑大叔还不时在一边“指点指点”。这种气氛，让乡邻们的喜宴活跃欢快。
幺姑大叔唱完道情后，东家也用招待“叫花子”一样的礼节招待他，在喜堂前摆上四个菜、一壶酒让他自斟自饮。他走时东家同样拿出喜钱喜烟来谢他。
这时，幺叔大叔会不失时机地用答谢词来答谢东家，与酒宴上的亲朋好友道别。他仍然是一躬到底，满脸笑靥：
多谢东家的烟和酒，
得罪满堂的亲朋和好友;
今天难免要分手，
下次相会再叙旧。
幺姑大叔唱道情，时间长了，也攒下了不少钱。他逢人总是笑脸相迎，以烟相奉。有时，乡邻们遇到手头紧时，便来找他周济一下，他总是有求必应。
幺姑大叔在水月村唱道情，唱得人缘极好，口碑不错。他的儿子，人也实成，长大成人后，村里换届选举时，村民们不约而同地选了他的儿子当村长。
幺姑大叔的儿子当上了水月村的村长，幺姑大叔不喜不忧，不当回事，仍然唱他的道情。
幺姑大叔的儿子当了村长，村民们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坐上席，喝喜酒，并以请到村长为荣。
暑假的一天，一位村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请村长去喝喜酒，坐上席。
幺姑大叔不请自去地到那家唱道情、送恭贺。
幺姑大叔来到喜堂前，往门前一站，面向高堂，也不管上首坐得人是谁，双手抱住道情简两头，向屋里的宾客深深地鞠一躬。接着，就唱开了道情。得意时，还像他年轻时在舞台上那样，摇头跺脚。
坐在上席的村长，觉得他父亲的这种做法，很丑陋，屋里坐着的不只是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子领导下的那么多村民。这很让他没面子，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一下子，村长的脸由羞耻到愤怒，红到了脖子根。他不敢抬头、正眼看门前唱道情的父亲，他以为他父亲跟那么多村民行大礼，不应该，他以为他父亲唱道情就是叫花子赶酒，太丢人。村长顿时感到酒席上的烟、酒、菜全他妈的不是味道。 幺姑大叔唱完了道情，在门前就着四个菜，从从容容、有滋有味地喝干了那壶没盖酒壶盖子的酒，顺手把他没吃完的菜倒进了他随身带来的一个大饭盒里。
乡亲们见幺姑大叔又吃又带，同他开玩笑说：“幺姑大叔好像不懂江湖，我们吃酒，都是只准肚饱，不准怀揣。哪像你又吃又带。”
幺姑大叔笑着回答乡邻：“如果我不带走，厨倌师傅定会疑心他做得菜味道不好。凭你们说，‘叫花子’都不愿意吃，哪有什么好东西。还有一个理由，如果我不剩下一些带走，东家是怕别人说他小气的，连打发‘叫花子’的东西都不充足。”
村长不知是怎么吃完那顿酒席的。
村长下席后，出门正准备走时，正好碰上东家管事的支宾先生，拿着一张20元的钞票，四包黄鹤楼的香烟，在与他父亲交涉：“这点喜烟喜钱，望幺姑大叔‘笑纳’。”
幺姑大叔伸手接过钱和烟，双手抱着道情一躬：“多谢多谢！”幺姑大叔心知肚明：自从儿子当了村长以来，乡亲們给他的喜钱和喜烟不仅数量加了倍，质量也上了一个台阶。不是那些赶酒的叫花子所能享受的。
村民们见了村长，善意地开着玩笑说：“村长，你把乡政府给你们村干部缴纳了提留款，拿回扣的方式也带到了我们水月村的酒席上来了——您送了人情，要父亲来领回扣呀！”
村长听了村民的这句玩笑话，不以为是玩笑，而是以为村民对他的讥讽，甚至是刻薄和挖苦。他感到这时受到了奇耻大辱。越想越觉得他父亲在村人面前，给他丢尽了面子，心中的怒火难以按捺。
村长用鄙夷而且仇视的目光斜睨了他父亲一眼，背上双手，急忙离开了这喜堂。
儿子不用正眼看父亲，幺姑大叔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完全没把儿子当村长看，他以为儿子和其他来喝喜酒的人一样，不也就是一个来随礼的乡亲么，没一点特别。
晚上，村长回到家里，看到桌子上的道情筒，感到那道情的神情同他父亲一样孤傲，简直是在傲视他。
幺姑大叔端着那碗煮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从厨房里出来，走进堂屋，准备吃晚饭。这碗杂烩汤，是幺姑大叔在酒席宴上带回来的那些菜肴烹煮的。
村长看到那碗冒热气的杂烩汤，气不打一处来，他冲着幺姑大叔吼道，您以后别在村里唱道情了，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幺姑大叔听了，大吃一惊。把刚举到嘴边的酒杯往桌上一墩，两眼紧紧的瞪着儿子，好一会才问：“面子？你知道你的面子是从哪来的吗？你的面子就是我唱道情唱来的。我唱道情有情于乡邻们，乡亲们才选你当村长的。你以为我唱道情丢了你的面子，是那种下九流的人？我告诉你，我是民间艺人。”
村长说：“不管您是民间艺人，还是叫花子，我好歹是在当村长，有丢我面子的事，就不要做了。”
幺姑大叔听了儿子的话，说：“好，好、好！你真要说我丢了你的面子，我以后不唱道情了。可我一天要两包烟、两斤酒的钱你得给我。如果你不答应我，我还有我的面子，也不会管你面不面子。”
村长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答应了幺姑大叔的条件：“都依你的，只要你不再唱道情。”
幺姑大叔拿着村长给他的钱，不再唱道情了，在家里买烟、打酒对付一日三餐。
幺姑大叔知道，他儿子当村长，一年的工资只不过是一张白纸。当村长的人，一年到头上上下下地跑，少不了要钱;那些上面的领导还得罪不起，三不之一还要请他们喝酒。孙子现在已经读高中，要不了两年就要上大学，更要钱。他区区一个“狗腿子” 村倌，又有多大的能耐。就如外面说的，上交提留款时拿些回扣，有时候占点村里的“便宜”，又能有几多呢。平时汤里来，也水里去了。
幺姑大叔除了唱道情之外，没有其他赚钱的本领。要给孙子攒钱，没有门路。只有省吃俭用，只有节衣缩食。幺姑大叔有了这种想法，再去店里打酒，就只打半壶，然后回家，悄悄地兑进半壶凉开水;又把原先抽的两元一包的芙蓉香烟，改为一块二一包的君健烟。为了不让儿子和外人发现他这个变化，幺姑大叔把君健烟买回来后，立马拆开包装，装进芙蓉烟盒里。在别人眼里，幺姑大叔抽的还是芙蓉烟。
幺姑大叔这么拮据地过着日子，把那烟酒省出来的钱，一块一块地攒着。又过了两年，村长家的积蓄被儿子读高中花得差不多了。接着儿子又考上了大学，村长不得不借债。早先，给幺姑大叔承诺的烟酒钱，兑现也不是那么及时、按数了。
幺姑大叔也不计较，自己的儿子，钱要留着办正事。
村长的儿子上了大学后，他父亲幺姑大叔在家中闲出了重疾。
儿子读书，父亲看病，村长的债台筑高了。眼看父亲行将就木，拿什么把父亲送上山呢？村长在家里发愁。这才感到他真正地要在村民们的面前丢面子了。村长悔恨交加地想：要是当时不阻止父亲唱道情，他现在肯定不致于穷成这样。他好懊悔。
幺姑大叔在回光返照的时候，把还在当村长的儿子叫到床边，有些吃力地从床铺草里边掏出他从烟、酒中积攒起来、一直没肯拿出来的5000元钱，接着又拿出来那只道情、一本道情词谱《见人说》来，他像交给儿子遗产那样，郑重地对当村长的儿子说，我最后给你一次面子。让你拿这钱把我揾下土。希望你也给我留点面子，接下这几样东西。你上了年纪，不当村长了，就拿它为自己挣面子。
当村长的儿子接过父亲的钱币和遗物，泣不成声。
村民们都来给幺姑大叔送行。在村长家幺姑大叔的丧事前，他们拿起幺姑大叔的道情和简板，翻着幺姑大叔撰写的那本《见人说》，热热闹闹地唱着道情，为他送行。
无论是村长还是村民，他们都觉得很有面子……
村长的麦子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垄黄。
水月村的闵龙夫妻俩天未亮，就着满天的星星吃了早饭，忙下地割麦子。
麦子要趁早上露气未干，还没被太阳烤焦时收割。麦子若被太阳蒸干了水分，再来收割，不仅麦穗容易折断，而且麦粒也容易脱落。 闵龙的麦地与村长的麦地挨着，就像两只眼睛隔着一道鼻梁那样隔着一条田埂。他们来到麦田边，看到村长套种着西瓜的麦地，西瓜藤蔓高昂着头，虬须已快触到了麦垄边的麦杆上了。它们虎视眈眈地盯着眼前的那些麦子，打算往麦林里蹿。
要是再过一、二天，西瓜藤蔓蹿进麦林后，西瓜的藤蔓与麦子缠绕的如热恋中的男孩女孩，再去割麦子，要分开它们，不说两败俱伤，西瓜藤蔓是会受到损失的。这麦子必须立即割掉。
闵龙未过门的媳妇怀上了毛毛，儿子要结婚，但没到结婚的年龄。要找村长出面到派出所帮忙改一下年龄，要村长出介绍信，儿子才能拿结婚证，两口子一合计，决定粗工掉细工——先帮村长把这3亩田的麦子割掉，日后好跟村长开口。再说，割完村长的麦子，再去割自己的麦子，也迟不了多长时间。
没一会工夫，田山夫妻也来割麦子，他们要从闵龙和村长之间的田埂上穿过。田山看到闵龙夫妻在村长的地里割麦子，以为他们弄错了田块。指着闵龙的田，疑惑的问：“好像这边是你们的麦地呀。”
闵龙尴尬地一笑，把自己有求于村长的事说给田山听了。
田山听后，想到他两个儿子，还差一个宅基地，也有求于村長。何不趁这个机会帮上一把，日后也好开口。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哪好意思！
这两对夫妻都是干庄稼活的里手。他们达成默契后，往握镰刀的手心里啐上一口唾沫，接着，握着镰刀把的手腕一扭一扭一扭的，那镰刀把便在他们松而不散的拳中旋转起来。就那么几下，刚才啐在手心里的唾沫，便均匀地粘附在手掌和镰刀把上了。他们攥紧镰刀，张开两腿，似马步;弯下腰，如箭弓。摆开收割的架式。他们手中的镰刀，伸进麦林里，将一小片麦子集拢，同时，左手虎口张开朝下，胳膊肘向外一反挽，刚才镰刀集拢的那一绺麦秆，自然、如数地抓在了手中。说时迟，那时快，握住镰刀的右手似顺手牵羊，带着旋转的动作往回收，左手中的麦秸秆“沙沙”的响过之后，一小片麦子便被拦腰斩断。这时，右手的镰刀又伸了出去，钩住左手麦秸秆的下部，接着左手渐渐放松，用指头把松开的那绺麦秸秆把往左带动，右手的镰刀同时向右一勾搭，那把麦子就均匀整齐的铺在了身后的麦茬上。
闵龙和田山两对夫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村长的地里割着麦子，挥汗如雨。虽然他们吃着不该吃的亏，但是心里挺舒坦。他们想得是，要是村长和他的家人知道他们两家把地里的麦子给割了，一定会感动得不得了的——要是他们两家向村长提出点什么要求，即使村长不同意，村长的妻子定会在旁边提醒说：“他们给我家割过麦子呢……”
闵龙和田山快把村长家的麦子割完时，村长和他的家里人，还一点也不知道地里的麦子有人在收割。闵龙和田山暂时还不想张扬——就是中午回家吃饭，也不想让村长家里知道这事。他们知道，这事，村长家里不久就会知道的。他们两家商量：上午把村长家的麦子割完，下午把麦子捆好，运到村长家里，给村长家一个惊喜。
太阳还没当顶的时候，村长家3亩地的小麦，早被闵龙田山两家斩尽割绝。
天有不测风云。闵龙田山割完村长家的3亩小麦回家时，太阳还望着他们在笑呢。他们回到家，沉浸在帮了村长的一次大忙的喜悦中，吃着香甜可口的午饭时，老天爷不知道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忽然把脸沉了下来，并且有要大哭一场的样子。没等他们吃完饭，大雨如桶倒一般泼了下来。村长家的麦子先是被雨水淋湿，接着便“水涨船高”，全都浮在水面上，村长家的麦子，先是铺着一地的金子，此时，它们随波逐流，变成了一“池”觅食的鸭子。
麦收时节，下了一场大雨，农人个个感到焦虑和自危。他们没等雨停，就往地里跑。看他们地里的麦子倒没倒在水里。
村长家的麦子浮在水上，下地的人都看见了。有好事者，跑到村长家里，告诉他家的麦子“放鸭子”了。
村长的老婆听了，还有些好奇：“我们根本没人去割麦子，怎么会有‘放鸭子的事’呢。”于是，村长的老婆催着村长，要村长陪她到地里去看个究竟。当她看着她家的麦子全部浮在水上时，村长的老婆紧接着就是愤怒，撒泼的泼妇劲上来了，便有粪便一样脏的语言，像农人泼大粪那样从她的嘴里洒出来：“我知道村长这些年收粮收款时，赶你们的猪子，巴你们的粮食;计划生育，劁了你们的女人，得罪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复他？我告诉你们，村长也不愿意这么做，都是上面要他这么做的，你们有狠，就去找上面。除了这，再就是村长搞了你家的嫩丫头，你们对他不满，想方设法地陷害他……”
当村长婆娘知道了她家的麦子是闵龙田山给割倒的，更是怒火万丈。她咒闵龙、田山逞能，不得好死，要他们赔偿损失。
闵龙和田山好心办成了坏事，只得给村长老婆赔礼，应承赔她家的麦子。
村长的老婆说：“你们的麦子没有我的麦子长得好。”要他们增加面积赔她。
闵龙和田山不好辩解。其实他们两家的的麦子都比村长家的长得好。并且他们两家的麦子种得是全幅，村长家的麦地留有套种西瓜的空地，只有半幅麦子。何况村长家的麦地，由于他老婆整天只忙于打麻将，麦林中的杂草没除，燕麦没扯，地里一直是草荒苗的现象，本来产量就不高。闵龙、田山就是用他们的一亩地的麦子，去赔村长家的一亩地的麦子，也是吃亏的。为了让村长老婆满意，他们两家决定用4亩地的麦子赔偿村长。
雨过天晴，闵龙和田山各自割了自己的2亩麦子，作为赔偿。请村长老婆过目验收。
村长的老婆掐下闵农和田山的麦子，看了一眼，口里没说什么，心里像是发现了什么，回头就往她家的麦地里跑。村长的老婆把她地里被水浸泡得涨鼓鼓的麦子，剥落了一些，和闵龙田山家的麦粒一道摊在手心里，伸到闵农和田山的眼皮底下，说：“你们看清楚，我家的麦粒比你们的要饱满得多。”
闵农和田山弄巧成拙，没得办法，只好跟村长的老婆说好话、赔不是。决定他们两家再各加5分田的麦子作赔偿。
村长3亩地的麦子，就这样换了闵农和田山两家5亩地的麦子。其实他们两家的麦子完全是送给村长家的——村长家的麦子，他们哪有还有心思去收回来。
暴雨来的快，去的也快。村长家3亩地的麦子，在夏日的阳光下，很快就晒干了，虽然损坏了一些，并不是颗粒不收。
村里的宁仁想生二胎，看到村长的麦子放倒在地里，经雨后，几天没人管、没人收，以为是村长公事多，顾不了地里的粮食。宁仁有心巴结村长，手里又有手扶拖拉机、脱扬机。于是，宁仁把村长的那3亩田的麦子收回去，脱掉、扬净、晒干，并拖到粮站里卖了500元钱。宁仁见村长家的麦子钱太少，又往里凑了1000元。宁仁拿着一把票子找到村长的老婆，说：“村长日夜为村里操劳，麦子烂在地里也没工夫收。我有空，帮忙收了，卖了。这是麦子钱，您先清点一下，等村长回来了，您告诉村长一声。”
村长的老婆接过宁仁手中的钱，数了数，不多不少，一千五。她数完钱，又是一惊。村长老婆把那钱装进她的坤包里后，接着又咒骂闵农和田山黑良心：他们赔给她家的麦子只卖了1250块钱，比宁仁送来的钱整整少250元。
村长的老婆决定去找闵农和田山两家讨要她那“二百五”。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