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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学假设的教条化倾向愈来愈阻碍着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进步,经济学的科学性越来越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挑战。抽象的、形而上的“自然状态”的假设,是难以合理地将经验现实纳入分析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要有所建树,自身必须进行一些改变;首先要承认的是,市场并不能主宰整个社会,市场是“内嵌”与社会的,也就是说,市场是社会的一部分。
关键词自然状态 内嵌 再分配 互惠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一些根本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根本性的,所以其解决与否对于这门学科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人们会对这门学科的科学性表示怀疑。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指责和不满早已有之,问题主要在于,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使得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很可能是先入之见最多的。经济学要有所进步,就必须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无论是政客还是普通百姓,抑或是诗人、记者,甚至是经济学家自己都对经济学的科 学性表示怀疑。一些经济学圈内的反叛者认为,经济学这门学科过于偏执,它的假设过于简单 并且过于抽象;人的自利的假设显然是不正确的,从这个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解释 力。更为糟糕的是,这一方法使经济学家们落入了强词夺理的境地,他们由此得出的理论不再 与现实世界直接相关,而是通过建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进行自我辩解。一个行为人之所以作出 某一个行为,是因为这个行为能让该行为人得到更多的效用;既然这个行为能给这个行为人带 来更多的效用,那么,这个行为人不作出这个行为而作出其他的行为就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如 果这样的话,就只能说明这个行为人是非理性的——与前提假设不符。事实上,到这里我们就 已经能够发现问题不对劲的地方了。但是,经济学家还不让我们反驳。经济学家们声称,就算 这个行为人没有选择那个本可以带给他更多效用的行为,并不能说明这个行为人是傻瓜,也不 代表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而是“局限条件发生的转变”。既然局限条件变化了,那么又可以用 经济学家们原来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来解释这个行为人的行为了。所以,经济学理论是永远也 不会错误的。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不是在论证一个问题,更多的是在 进行自我辩解;他们不是在解释现实世界,而是相反,他们在努力将经验现实塞进他们精心构 造的模型中去。当人们指责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空洞无物解释不了现实的时候,这个经济学家 可以辩解说自己的理论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让他调整一下模型中的参数即可。经济学家就 这样慢慢消磨他们的信誉,他们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本身是 不可证伪的。 在日常讨论以及政治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经济学家是最好斗的一方,他们会坚持自己 的见解毫不退缩。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守卫者,缺少经济学教育的大众会被经济学家们 认为缺少常识——一句话,大众需要经济学的启蒙。经济学家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行为人 是理性的,那么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一方以某一件东西交换另一方的一件东西, 如果交易能够达成,那么这个交易中没有人会是受害者,交易双方都将从中得益。反过来说, 如果其中任何一方觉得在交易中会遭受损失,那么损失的一方根本就不会同意这笔交易。经济 学家们的论点是,市场交易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阻止市场交易的行为不仅是损害经济的正常发 展,而且在道义上的不合法的,因为在交易中交易双方公平地使各自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政府 的介入是对交易双方无理的干涉,也是对自由的粗暴侵犯。
从表面上看来,经济学家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它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它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式,市场价格是唯一合法的分配机制。它类似于设定了一个“自然状态”,任何对这个“自然状态”的偏离都是不正确的。假如人们对现状不满而呼吁政府有所行动,推动政府的立法,那么经济学家们就会有理由认为政府的介入是对自由市场的侵犯,他们会惊呼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受到了侵犯,更有甚者,政府的干预被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但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及,要达到他们所设定的“自然状态”,本身就需要强制。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没能认识到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本身是难以分开的,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说,市场是“内嵌于”社会的。卡尔•波兰尼结合经济人类学的证据,指出历史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社会:互惠的(reciprocity)、再分配的(redistribution)和自给自足的(house-holding)。直到资本主义以前甚至工业革命时期,市场从来都是从属于社会共同体的,要么只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要么就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另一方面,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项交易的成本是处于变动之中的,成本的计算是与政治过程直接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因素可以计入成本,哪些因素不能计入成本,这在会计学中属于常识问题。一项环境保护的政策的出台当然会给某些企业带来成本,但是与此同时却减轻了另外一部分企业的成本。事实上,在这项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很难说政府进行过类似于 成本-收益的分析。福利经济学家会站出来说这项环境保护政策是不合理的,是阴险的政客为 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一项政策的出台,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们预期这项政 策能够给日益遭到破坏的环境带来好处,它的“充分理由”就是人们想要改变现状。成本-收益 分析只是各种“充分理由”中的一个,而不是全部。人们的动机也不完全由成本-收益方法支 配,他们的行为依据往往来自传统和习俗。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为市场辩护的理由本身是不可证伪的。当人们对市场的失败之处表示不满进而呼吁政府介入时,经济学家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政府的野蛮干预造成了市场的失败,这样,经济学家就把自己放在了为现状辩护的一方。事实上,市场是最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它不仅仅需要经济学家们吹嘘的自由,公平和公正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理论上把这一点抽象掉,但是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忽略它的存在—政治行动作为一个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不可能从这个社会中剥离出来的。不是社会运行的方式发生了错误,而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太多的先入之见。我们应该避免狭隘的沾沾自喜,努力吸收其它学科所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丹尼尔•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
[2]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01).
[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37.
关键词自然状态 内嵌 再分配 互惠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一些根本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根本性的,所以其解决与否对于这门学科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人们会对这门学科的科学性表示怀疑。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指责和不满早已有之,问题主要在于,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使得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很可能是先入之见最多的。经济学要有所进步,就必须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无论是政客还是普通百姓,抑或是诗人、记者,甚至是经济学家自己都对经济学的科 学性表示怀疑。一些经济学圈内的反叛者认为,经济学这门学科过于偏执,它的假设过于简单 并且过于抽象;人的自利的假设显然是不正确的,从这个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解释 力。更为糟糕的是,这一方法使经济学家们落入了强词夺理的境地,他们由此得出的理论不再 与现实世界直接相关,而是通过建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进行自我辩解。一个行为人之所以作出 某一个行为,是因为这个行为能让该行为人得到更多的效用;既然这个行为能给这个行为人带 来更多的效用,那么,这个行为人不作出这个行为而作出其他的行为就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如 果这样的话,就只能说明这个行为人是非理性的——与前提假设不符。事实上,到这里我们就 已经能够发现问题不对劲的地方了。但是,经济学家还不让我们反驳。经济学家们声称,就算 这个行为人没有选择那个本可以带给他更多效用的行为,并不能说明这个行为人是傻瓜,也不 代表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而是“局限条件发生的转变”。既然局限条件变化了,那么又可以用 经济学家们原来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来解释这个行为人的行为了。所以,经济学理论是永远也 不会错误的。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不是在论证一个问题,更多的是在 进行自我辩解;他们不是在解释现实世界,而是相反,他们在努力将经验现实塞进他们精心构 造的模型中去。当人们指责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空洞无物解释不了现实的时候,这个经济学家 可以辩解说自己的理论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让他调整一下模型中的参数即可。经济学家就 这样慢慢消磨他们的信誉,他们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本身是 不可证伪的。 在日常讨论以及政治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经济学家是最好斗的一方,他们会坚持自己 的见解毫不退缩。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守卫者,缺少经济学教育的大众会被经济学家们 认为缺少常识——一句话,大众需要经济学的启蒙。经济学家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行为人 是理性的,那么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一方以某一件东西交换另一方的一件东西, 如果交易能够达成,那么这个交易中没有人会是受害者,交易双方都将从中得益。反过来说, 如果其中任何一方觉得在交易中会遭受损失,那么损失的一方根本就不会同意这笔交易。经济 学家们的论点是,市场交易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阻止市场交易的行为不仅是损害经济的正常发 展,而且在道义上的不合法的,因为在交易中交易双方公平地使各自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政府 的介入是对交易双方无理的干涉,也是对自由的粗暴侵犯。
从表面上看来,经济学家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它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它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式,市场价格是唯一合法的分配机制。它类似于设定了一个“自然状态”,任何对这个“自然状态”的偏离都是不正确的。假如人们对现状不满而呼吁政府有所行动,推动政府的立法,那么经济学家们就会有理由认为政府的介入是对自由市场的侵犯,他们会惊呼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受到了侵犯,更有甚者,政府的干预被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但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及,要达到他们所设定的“自然状态”,本身就需要强制。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没能认识到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本身是难以分开的,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说,市场是“内嵌于”社会的。卡尔•波兰尼结合经济人类学的证据,指出历史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社会:互惠的(reciprocity)、再分配的(redistribution)和自给自足的(house-holding)。直到资本主义以前甚至工业革命时期,市场从来都是从属于社会共同体的,要么只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要么就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另一方面,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项交易的成本是处于变动之中的,成本的计算是与政治过程直接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因素可以计入成本,哪些因素不能计入成本,这在会计学中属于常识问题。一项环境保护的政策的出台当然会给某些企业带来成本,但是与此同时却减轻了另外一部分企业的成本。事实上,在这项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很难说政府进行过类似于 成本-收益的分析。福利经济学家会站出来说这项环境保护政策是不合理的,是阴险的政客为 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一项政策的出台,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们预期这项政 策能够给日益遭到破坏的环境带来好处,它的“充分理由”就是人们想要改变现状。成本-收益 分析只是各种“充分理由”中的一个,而不是全部。人们的动机也不完全由成本-收益方法支 配,他们的行为依据往往来自传统和习俗。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为市场辩护的理由本身是不可证伪的。当人们对市场的失败之处表示不满进而呼吁政府介入时,经济学家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政府的野蛮干预造成了市场的失败,这样,经济学家就把自己放在了为现状辩护的一方。事实上,市场是最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它不仅仅需要经济学家们吹嘘的自由,公平和公正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理论上把这一点抽象掉,但是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忽略它的存在—政治行动作为一个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不可能从这个社会中剥离出来的。不是社会运行的方式发生了错误,而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太多的先入之见。我们应该避免狭隘的沾沾自喜,努力吸收其它学科所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丹尼尔•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
[2]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01).
[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