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中国人早就知道“道理”的普适性，不会刻意强调特殊性，拒绝一切美好的东西。
　　当然，历史也有例外。比如康熙年间的“不得已案”，就因为过于强调特殊而让历史尴尬。
　　我们知道，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年间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洋天文历算之学，徐光启与之游，尽得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徐光启上书建议朝廷兼采利玛窦带来的西洋历算，不要墨守陈规，固守郭守敬的算法。
　　徐光启的建议合情合理，那时的朝廷也比较开明，用其议设局修历，徐光启为监督，日耳曼人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在汤若望协助指导下，中国天文历法有了很大改进。崇祯帝知西法果然不一样，遂命据此修改“大统术”，未及成而明亡。
　　汤若望没有随明亡而中断在中国的服务，而是改官新朝，遵照摄政王多尔衮指示，继续用西洋新法修正历法。顺治元年，遵命与大学士冯铨率钦天监官员测验天象，惟新法吻合，大统历、回回历二法有误差。
　　对于汤若望的成就与敬业，多尔衮深表满意，遂任命其为钦天监，主管天文历法监测与修订。
　　钦天监有回回科，推算误差最大，久之，汤若望下令撤销了回回科。此举原本只是一个机构调整，但由此得罪回回科吴明炫。吴明炫上书要求朝廷不要裁撤回回科，并指控汤若望新法也有几次测算并不准。朝廷据此派员复查，发现吴明炫所说并不对，遂给吴明炫更严厉的惩罚。
　　吴明炫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相关者并没有汲取教训。相反，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反而更加极端、偏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杨光先。
　　杨光先属于从旧朝走来的技术官僚，但他的兴奋点不在学问，而在立场与种族。多尔衮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因而在颁布《时宪历书》时，很自然地在封面上题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杨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猛烈攻击汤若望，指责其所奉天主教“妄言惑众”。这显然超出了天文历法比较纯粹的技术领域了。杨光先的这些指责被政治所利用，不经意间成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
　　康熙帝初即位，四大臣辅政，其中的鳌拜对小皇帝与汤若望的亲密关系非常不舒服，因而遇到杨光先提供的炮弹，不禁暗自欢喜。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讞，尽用杨光先的说法，谴汤若望，其属官因连带责任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
　　杨光先将自己先前所著书编辑为《不得已》，以旧说评判汤若望的新说，当然他也清楚自己的知识与汤若望相比差距不小，多次辞职不准，乃引吴明炫的兄弟吴明烜为钦天监监副。
　　当时朝廷也知杨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上书弹劾吴明烜造康熙八年、九年历法错误。议政王大臣会议责成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重新测算，南怀仁的说法得到证实，吴明烜的说法得到证伪。议政王等疏请将康熙九年历日交给南怀仁推算，不料，年轻的康熙帝问道：杨光先先前弹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杨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
　　对于康熙帝的疑问，议政王从技术层面进行了解释。但南怀仁则从政治层面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诬告汤若望谋叛，蓄意排斥西洋新法。
　　南怀仁的指控引起了康熙帝的重视，下令议政王大臣会议复查，判杨光先斩。康熙帝念杨光先年龄太大，免其死，遣回籍，卒于途中。
　　杨光先的悲剧不是他诬告汤若望制造冤狱，而是他明知西洋新法的好处却蓄意排斥，导致纯技术错误。至于杨光先为什么刻意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在他内心存在着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谋论：“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君臣而采用天主教历？”杨光先始终怀疑西洋人对中国怀有野心，因而无论西洋历法有多好，中国都不能使用，以“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没有好的历法，不过如汉代不知“合朔之法”，日月食预测不准，但刘汉王朝犹享四百年国祚。
　　换言之，杨光先以政治优先否决了技术优先，宁愿中国无好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很显然，这是“文化自卑”，不是“文化自信”。
　　马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