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1978年秋天，在腾格里沙漠南端的“五七”农场，我上了中学。虽说上了中学，却没有多少新鲜感。从小学到中学，仅仅是穿过一片100多米宽的空地，从南边的土坯房搬进北边的红砖房。老师们也大多数是随着我们一起“升”入中学的。唯一新鲜的，就是澡堂子烧锅炉的老冯当了老师，而且是中学老师。
　　老冯是南方人，大约40出头。江浙口音，说话细声慢气。高而且瘦，帽檐软耷耷的布帽子下面，脸色苍白永远。和那时候农场的多数大人一样，衣服上缀满新旧补丁，勉强看得清本色。补丁的针脚很细，据说是他自己缝的。因为他老婆很看不起他，既不管他穿，有时候连热饭也不给他吃。很多人撞见他在锅炉边自己和面烤玉米饼吃。不过他的衣服总是显得比别人整洁一些，虽然每天都与黑乎乎的煤打交道。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的是，他的上衣口袋总是插着两支笔。而这常常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只有知识分子和场长一级的干部才会如此。
　　老冯基本没有什么脾气，连我们这帮半大小子也敢欺负他。趁他进来澡堂子试池水温度的时候，躲在池子里往他衣服上撩水。他的反应也不过是说一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后来在课本上读到《孔乙己》，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他的样子。
　　开学后才知道，老冯原来就是教师，如今是落实政策，回到了本行。他教数学，又教生物。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他还教我们做游戏。他叫我们手拉手站成圆圈，玩一个“找朋友”的游戏。十二三岁的男孩女孩，正是极不情愿当众拉手的年纪。他就不惜力气地一个一个看着拉好，然后就脸色红润地站在圈子中间，蹦蹦跳跳地示范：“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效果。不但孩子们扭扭捏捏，有些路过的家长也起哄，喊着让他教点正经玩意。一连几个下午，这个游戏都玩不起来。他也有点泄气，但依然脸色红润地教。
　　那时候，我们一伙男孩子正执迷于一个兴奋而残酷（后来才意识到）的游戏：找一根粗木棒，担在大石头块儿上，就成了一个简易跷跷板。把捉来的麻雀折断翅膀和爪子，放在粗木棒的一头，拿一块大石头往木棒的另一头使劲砸下去。在一片紧张而兴奋的惊呼当中，那只麻雀便支离破碎地射向天空。待四散落地之后，大家再忙着各处去数那只可怜的麻雀究竟变成了多少“零件”，以此来证明谁更厉害。不过，有这种“行刑”胆量的只有那么几个人。其他孩子只是热心的看客。有时候，有大人路过，也看兩眼，叫上自家的孩子就走了。这个游戏持续了很多天，最后是冯老师终结了它。
　　有一天下午，当我们逃离了“找朋友”的游戏，躲在教室背后给麻雀“分尸”的时候，冯老师来了。他厉声让正在行刑的孩子停下来，说：“不许玩这个。”然后叹着气走了。他刚走出不远，“行刑”的孩子就把那只麻雀送上了天。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冯老师返身回来，脸色惨白，照着那个孩子脸上就是一巴掌。那孩子脸上很快出现红红的指头印，嘴巴大张着，连哭的反应都没有。这一巴掌终止了“分尸”游戏，也让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多少知道了恶不可为。
　　1978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对一个迟到的美好游戏的拒绝和另一个残酷游戏的终结。
　　演员
　　从兰州搬家，颠簸到农场已是半夜。又累又困，在刚搭的床铺上倒下就睡着了。天亮的时候，听见外面铁锨铲土的声音。窗户开着，父亲在门外，母亲在房子里面贴着门板和父亲说着什么。再后来门慢慢推开，涌进来一地细沙。
　　从父母的谈话中知道，昨夜大风，刮来的沙子堵了门道，父亲是从窗户爬出去清理了沙子才开开门的。这样的活计后来我干过很多次。春天是沙，冬天是雪。门被堵了的时候，就从窗户爬出去清理。
　　发生这种状况和我们住的地窝子的结构有关。地窝子是一种简陋的半地穴式建筑，先在地面上挖出2米多深、10米见方的坑，四周凿平，宛如墙面，南侧挖出1米多宽的楼梯通道方便出入。然后在通道两侧砌一道1米来高的土墙，留出两扇小窗户的位置。一座房子的前墙就算就绪了，后墙大概也就是两块土坯的高度，木头椽子一架，席子一铺，再加上两层防水的油毡，撒上厚厚的一层土，房子就算建成了。在风沙很大、条件简陋的地方，地窝子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建筑。保暖、防风沙，冬暖夏凉，阴湿。但是对习惯了房屋居住的人来说，怎么也不愿意承认这也算房子。
　　在地窝子里，有我童年的特别记忆，这些记忆主要是一些声音。呜呜的风声，沙子划过窗户玻璃的声音，夜半狼和狐狸的叫声，野鸽子煽动翅膀的声音和咕咕咕的低鸣。最特别的是黄羊群经过的声音，几百上千只黄羊，半夜里轰隆隆飞驰而过的时候，地窝子的房顶都在颤动。
　　但是这些声音对担负着养家糊口重担的父母来说，显然不是什么愉快的记忆。母亲现在说起当年的生活，毫无依恋。她说，那时候不知道哭过多少次，认为这里不是人活的地方。其他家庭的母亲，也都这么哭过。
　　有必要描述一下地窝子以外的环境。这个叫草窝滩的地方在腾格里沙漠南端，是一片平坦而干旱的荒原。到处是低矮的沙丘，长满了沙生植物。在农场建立之前，很少有人居住。在景电引黄水利工程之前，没有多少可以耕种的土地。当地农民们侍弄着村庄旁边有限的田地，收获有限。所以有能力的家庭会再种一点跑田。所谓种跑田，就是春耕时节，忙完自家的播种，带着干粮和犁铧，牵一匹牲口云游。遇到可能种植的地块，就简单耕一下，撒下种子。等到夏收结束，再带上镰刀口袋，牵上牲口去找，有了就收点，没有也无所谓。真是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看起来洒脱，其实是无奈。
　　具体到我们生活的农场，其实完全就是在正待开发的荒滩上。有低缓的山，除了沙丘就是砾石。
　　有几间房，是作为农场场部办公用的。也有树，一棵，准确地说是树苗，小孩子胳膊般粗细。就在场部门口，方圆几十里唯一的树，宝贝一样。
　　农场的人陆陆续续来。来了也有走的，多数还是留下，也哭，哭了还是留下。留下是因为这里比原来的家多了一点希望，或者是别人给描述的希望。描述总有夸大的成分，甚至完全虚假。虚假带来的反差就让人非常失落。失落就会出现很多状况。 　　一朴姓人家，朝鲜族。从遥远的东北吉林来，歌里面唱“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女人姓什么，不知道了，就叫樸家阿姨吧。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干净、漂亮，穿衣服讲究。因为她是演员，原来在延边的歌舞团跳舞。
　　但是有时候也不漂亮，在疯了的时候。
　　来农场之前，她的工人丈夫告诉她是去一个比兰州还大的城市。等到了地方，满目荒芜，让她深受刺激，逐渐变得精神失常。犯病的时候，她常常穿上朝鲜族的长裙在家门口的小山坡上跳舞。她边跳边唱，最后总要说一句：“你是美（帝），你是坏（分子），你是反动派。”这成为我们很长时间相互逗乐的句子。她发疯的时候一般不怎么吓人，我们一帮小孩子总跟在后面看。但有一次她说完“你是美（帝），你是坏（分子），你是反动派”后，突然飞起一脚踢到大头身上。可怜的大头从山坡上骨碌碌滚了下去。从此，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她，不再紧跟了。
　　很奇怪，虽然发疯的时候乱跑乱跳，我记忆中，她的裙子却永远雪白。
　　补袜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姓何，教化学，广东人，以前在饲养场喂猪。他老婆是陈老师，也是广东人，以前在食堂帮厨。据说他们以前都是大学生。当上老师之后，明显比以前快乐了。以前很少串门，后来晚上经常走家串户。
　　他们也不是闲逛，到每家都干活——用自己配的药水补尼龙袜子，其实说粘袜子更准确些。具体的做法是找来有破洞的袜子，把破洞周围剪平整，尽量剪成圆形。再找一块花色相近的袜子布头，对应地剪下比破洞稍大的一块，在边沿小心地抹上胶水。待晾一晾，粘到破洞上。接下去的程序是把袜子小心地铺展在桌面上，然后用一把中号挂锁平平的底部在抹了胶水的破洞周边用力砸，使其粘合更牢固。
　　何老师做的时候，陈老师就给他打下手。两口子配合默契，手法熟练。边干活还边介绍这种方法的科学性，以及牢靠的质量。袜子很快补好，确实非常牢靠。也比用针线缝的平整好看。东家感谢和夸赞的时候，他们就很自豪。
　　一段时间，他们满面春风、乐此不疲地给家家户户补袜子。可不要以为这是有偿服务，那个年代，帮人干活都是不讲条件的。他们无私助人的行为受到大家好评。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行动开始遭到明里暗里的抵制。原因一是该补的袜子都补完了，他们的业务甚至扩展到了周边的其他农场。另一个原因是对家具的破坏，具体说就是把每家的炕桌、饭桌或者食品柜等凡有桌面的家具都砸得坑坑洼洼。
　　记得我家有一张方桌的时候，全家都很高兴。木匠师傅做完以后，母亲自己打腻子，刷油漆。我家的饭桌是用清漆配了一点红颜料刷出来的，颜色鲜亮。母亲每天用软布擦得能照出人影。何老师夫妇曾一气给我家补过十几双袜子，垫底的就是那张新做的桌子。等他们离开之后，可怜的桌面上满是星星点点的麻子。要处理好就得把桌面刨平重新刷油漆，这工程可就大了。害得我母亲心疼了很久。从此绝不再让何老师补袜子。
　　问题是何老师还没有明白原因。每到一家都不再受欢迎，有的人家甚至冷言冷语，连杯水都不给倒。后来变成了何老师陪着笑脸帮人家补袜子。终于有一天，有家人不客气地把何老师轰了出去，因为他家新做的茶几面子被毁了容。
　　从此，何老师不再给人补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