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这样的事，一个熟悉的耳音，一瞥相识的眼神，无论来自哪个国度，总像有暗号般的提示，让曾经的战友蓦然回首。不久前还偶然发现了一部美国电影《地下气象员》，那是一个曾向美国政府“宣战”并付诸行动的六十年代政治组织。电影的原名叫The Company You Keep，有自觉站队的中国网民将它译成《近墨者黑》，我琢磨着，不妨译作《你的朋友圈》。
　　总觉得，我们有责任记录那个如鲠在喉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多年前我写作《丰饶的苦难》时，一个潜在的意识就是为拉丁美洲的六十年代留下一份纪念。但是这一次，挑起话题的是一位年轻人。《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以下简称《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关于“托邦”一词，书中有详细注释，大致可以理解为“能够实现的理想国”）的作者叶健辉在那个年代恐怕还没有出生，他认为“解放神学是一九六八年现象的一部分”。书一开始，他这样写着：
　　六十年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自信可以改变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用理想和热血创造历史的时代。
　　当年，中国人先是听说了嬉皮士、甲壳虫、巴黎“五月革命”、美国反越战。直到又徘徊了一个周期才恍悟到，如拉丁美洲那样的第三世界也有他们别开生面的六十年代。在被富裕国度当作垃圾场的第三世界里，贫穷是赤裸的，人民是有形的。当欧美摇滚歌星们在台上砸烂他们昂贵的电吉他时，拉丁美洲的人民歌手被右翼军人打断了握吉他的手腕;当嬉皮士把象征“爱”的红心画在脸上的时候，拉丁美洲的革命派神父们打开了教堂的大门，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当巴黎的学生们高呼“一切权力归想象”的时候，拉丁美洲的愤青们走上了打游击的山岭。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子弟的先天缺钙呈现出病象，那个脚底带泥的六十年代久久让人回味。“解放神学”只是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大潮中的一支力量，神职人员被解放思潮鼓舞着，走到了人民中间。

一

　　六十年代是个辉煌转身的时代。人们开始背对谎言，面向真实。
　　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可看起来像七十岁一样老—在弥撒结束之后来到神父跟前，伤心地说：“神父，我在领圣体之前没有先忏悔。”“你是怎么来的，我的孩子？”“神父，”她回答说，“我来晚了，在您已经开始分发圣体的时候才到。因为三天来，除了水，我没有任何吃的;我快要饿死了。当我看见您分发圣体，分发那一小片一小片白面包的时候，我去领圣体只是为了要吃那一点点面包。”神父热泪盈眶，想起了耶稣的话：“我的肉[面包]，是真实的食品……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约翰福音》6：55-57）
　　叶健辉借巴西解放神学家博夫兄弟（Leonardo Boff，Clodovis Boff）讲述的故事开始了学术著作《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论述。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拉丁美洲，当众多的主教、神父向贫穷和苦难睁开双眼时，一种鲜活的神秘体验出现了：
　　人乃是依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创造的，穷人要活着的声音即是天主的声音，天主不是死亡的天主，而是能够听到天主之民呼声的生命的主。历史的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对穷人和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耶稣所做的，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主，就临在于这些因贫穷而扭曲的面孔里。基督徒无法在这样的历史面前漠然无动。在平静的学院里沉思天上奥秘的神学必须死去，神学必须双脚着地，背起历史的十字架，为穷人的生命和解放而战斗。
　　于是，一种以简朴语言表达的“穷人宗教”成为卑微者在那个解放时代的福音。穷人宗教不是单薄的政治口号，它有理论但更是行为。仅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八这十年间，拉丁美洲就有八百五十名神职人员因为支持人民革命，而被右翼独裁政权和地方黑暗势力囚禁、拷打、暗杀、割喉、吊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为理想殉道的神职人员学识渊博，具有欧洲一流神学院的教育背景;当冷峻的思辨与严酷的现实撞击，理论也熠熠生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是一份浸透着鲜血的神学思考笔记。
　　以“穷人宗教”出现的“解放神学”必须回应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鸦片论”。
　　叶健辉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解放神学面对的基本挑战：马克思的宗教观”一节里，纠正着坊间的粗浅认识：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宗教的主要问题是：宗教并不激起人的行动热情去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而是令人消沉、令人麻木从而忘记苦难和压迫是真正的、切身的苦难。然而，宗教本身并不是压迫和剥削，而是一种不幸。成熟时期的“拜物教批判”才是马克思思想的轴心。可以说，“宗教鸦片论”是马克思之前启蒙思想的基本观点，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聚焦于青年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会使我们错过马克思思想真正的焦点，这将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经过梳理，我们看到，真正摧毁宗教的是资本和资本拜物教。后者才是马克思宗教论述的本质出发点。但是，马克思没有仔细考虑过的事情是，宗教会在他所号召的本质斗争中再次出现：
　　宗教有一种“魔力”，可以强有力地推动人前行。葛兰西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一条将人们吸引到共产主义这边来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和宗教具有密切的联系。
　　叶健辉赞同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比作拉丁美洲的葛兰西，这位拉美早期本土马克思主义者曾大胆提出“在本质上，共产主义是宗教性的”之断语。“解放神学”在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历史舞台上大规模地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宗教—革命”剧。
　　对解放神学的另一端挑战主要来自梵蒂冈和保守的宗教上层。“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单方面强调经济、社会层面的解放，而忽视了解放的根本问题在于罪的奴役，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然而，解放神学的突破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以“历史是一”的表达、用解放神学家优美的语言解开了“历史与救赎”的死结。解放神学不仅挑战了固若金汤的西方文明体系，也触及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在同一条脉络上，拉丁美洲蓬蓬勃勃的六十年代“解放”运动具有文化上的颠覆性：“解放哲学”掀开了哲学的超时空面纱，提出，每一个哲学家都在他所处的历史之内思考;“解放教育学”在大众扫盲运动中根本逆转了从字母到词句再到文本的教育程序，引导底层民众从身边的现实出发，解构高深的“文化”;《教你颠倒看世界》（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作品）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专门给“文明”大厦抽砖揭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