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染皴擦瓷上挥毫 诗书画印火中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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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瓷的出现催生了“瓷绘”这个行当。起初,只是饰以简单的花草图案,以给器物增添一些美感。但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提高,瓷绘艺人开始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和理念融入瓷绘,以瓷代纸,以料代墨,配合不同器形和瓷的质感,挥毫泼“墨”,承古传今。特别是瓷板画的出现,把原本仅仅为了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瓷,提升到纯粹给人以精神享受的观赏瓷,从杯盘碗碟,到屏风摆件,“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绘画和瓷器结缘始于青花瓷。这是一种在素坯上用含氧化钴的矿物颜料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后呈靛青色花纹的瓷绘技艺,始于唐宋,盛于元明,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唐青花盖罐图案多为草花纹(图1)。到宋代,品种渐多,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元代是青花瓷的成熟期,图案复杂,构图丰满,层次多而有序。绘画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结合勾、皴、点、染,无论描绘植物、动物还是历史故事等均能操控自若,显示出元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图2)。及至明清,青花技艺时有兴衰。明永乐、宣德年代以精工细作著称;清康熙的“五彩青花”更使人耳目一新。从明晚期开始,中国画技法逐步融入青花瓷绘,一件件青花器皿如同一幅幅水墨氤氲的中国画,或严谨,或洒脱,或精致,或粗放。工则纤毫毕现,写则酣畅淋漓。“笔墨”效果不输纸本绢帛,已发展到图画与器物相映成趣的地步。
  康熙晚期,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瓷绘艺人创造出新的品种粉彩瓷,此后历朝流行不衰。在烧制技巧上,它与青花的釉下彩不同,是在烧好釉的素器上彩绘,故称釉上彩。因粉彩瓷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故能营造出柔和粉润、玲珑纤秀、淡雅宜人的效果。无论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画面层次分明,质感如斯,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瓷绘发展到此,已经达到与纸本或绢本画作相媲美的水平。
  晚清至民初,又一种叫做“浅绛彩”的瓷绘技艺逐渐盛行,并开创了将文人画全面移植到制瓷业中的先河。瓷绘从业者由默默无闻的工匠逐渐升格到有名有款的艺术创作者,其意义不仅在于瓷绘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传统工匠式的瓷绘形态行将终结,现代创作型的瓷绘艺术从这里起步并逐渐走向繁荣。
  “浅绛”一词源于元代画家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1269~1354年)的山水画,即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施皴擦,再用淡赭和青花渲染的绘画技巧。被移植到瓷绘上时,则用黑色釉上彩料在坯体上勾勒轮廓,经淡赭、青绿、淡蓝或绛紫点染后低温烧成。它一改以往由宫廷出稿,工匠“依样画葫芦”的被动状态,而是从图稿设计到瓷上勾画点染全由瓷绘艺人一气呵成。这种充分发挥瓷绘艺人主观思维和创作技巧的瓷绘作品,画面灵动,书香袭人,加之彩釉装点技巧和窑炉高温凝炼,比纸本绢本更增添了一层瓷艺的情趣,适高堂大雅之佳品,深受文人士大夫钟爱。(图3)。
  同治和光绪两朝(1862~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绘手名家辈出,技艺空前发展。程门(又名增培,字松生,一号雪笠)、王少维(名廷佐,号画饼书生)、金品卿(名诰,字品卿,号寒峰山人、黟山樵子)、俞子明(字静山)、黄土陵(字牧甫、穆甫,号倦叟,别号黟山人)、吴徵(字待秋)等人的作品备受追捧,至今也属藏界热门。器形有瓶、帽筒、餐具及茶具等,当然不乏瓷板画。
  虽然浅绛瓷具有不飘不浮的“谦和”特点,但抵挡不过外国进口洋瓷妍丽夺目的诱惑。民国初年,浅绛彩瓷终因色料单薄易损、色彩缺乏活力而逐渐衰颓,逐渐被新粉彩取而代之。
  所谓新粉彩可以说是改良后的浅绛彩。它在不失清丽淡雅的前提下,又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因此更具时代性和艺术性。新粉彩瓷绘多由名家捉笔,画技严谨老到,出手不同凡响,文人气息浓厚,更适合不受器形约束的瓷板画,遂有“瓷上文人画”之美称。颇具代表性的新粉彩名家当数景德镇的“珠山八友”,虽传世作品多少不同,年代有别,但均以瓷板画见长。
  1901年,年仅17岁的安徽人王琦(字碧珍,1884~1937年)挑着一副捏面人的担子从江西新建闯荡到景德镇,看到满街都是美不胜收的瓶壶碗碟,遂迷上了陶瓷艺术,自号“甸迷道人”。几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地拜在清末秀才邓碧珊(字辟寰,号铁肩子,1874~1930年)门下,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瓷绘人生。
  碧珊先生自幼饱读诗书,习字临画,诗书画印无一不精。科举制度废止后,曾在饶州(今鄱阳县)陶业学堂任教,并涉足瓷绘。1913年迁居景德镇,初始以字画为业,也常替人代写瓷字。虽为前朝遗老,但思想并不僵化,对新生事物极其敏感。他大胆借鉴日本东洋画的光影技法,首创九宫格瓷板肖像画,所绘人物无不栩栩如生,成为景德镇一绝(图4)。物稀自然价贵,一块瓷板肖像收费高达200大洋,折合80担大米。订货者多为达官贵人,军阀大贾。他画瓷板条屏,格调高雅,个性鲜明,尤以粉彩鱼藻闻名,景德镇无人可及。
  王琦先生刻苦好学,聪颖过人,绘画悟性极高。师从邓碧珊后,又潜心钻研海派画家钱慧安(字吉生,号清溪樵子、退一老人,1833~1911年)人物仕女,兼习山水花卉,终使技艺大进。他率先使用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绘制人物,以写意笔法处理衣纹,别有一番风韵(图5)。1916年浮梁县知事程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订单如雪片飞至,月入银元700以上,为当时大学名教授两倍月薪。最火时预定作品须先付定金,二三年后方能提货。王琦先生为人豪爽,且善交际,虽名利皆优,仍谦和待人。年方三十出头,却有江湖大哥风范,在圈内有一呼百应之号召力。1922年,他和瓷绘高手王大凡等人于景德镇莲花塘畔逸兴公园的景德阁成立“瓷业美术研究社”,两年间共吸纳社员200多人。通过出版刊物,举办画展,引进中国画理念等模式,培养社员的文人内涵,提高从业者艺术修养和瓷绘技艺,在景德镇营造出一股浓烈的学术氛围。
  王大凡(名堃,号希平居士,1888~1961年),儒商后裔。1901年随父母到景德镇投靠家姐的瓷绘作坊(红店)学艺,受同为该店画师、后成为自己恩师的著名洪宪瓷、浅绛彩画家、“瓷上文人画”代表人物汪晓棠(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1885~1924年)熏陶,逐渐头角崭露。
  大凡先生早期仕女作品与汪晓棠一脉相承。中年学习吴道子(又名道玄,约680~759年)、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1598~1652年)、马镜江(名马涛,清末人)的绘画技法,受益多师,博采众长。人物的刻画、衣纹的组织、场景的搭配、画面的构成,无不显露作者的雅逸之气和收放自如的绘画功底。他在浅绛彩的基础上,独创了“落地粉彩”技法,摒弃玻璃白打底,简化了工艺,提升了绘画效果(图6)。1915年,经江西瓷业公司、景德镇商会推荐,王大凡与王琦等人的作品送巴拿马博览会参展。大凡先生以一幅《富贵寿考》粉彩瓷板画,夺得展会唯一一个金质奖章。
  1928年元月,一位瓷商意欲收藏两套八条屏瓷板画,分别绘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并要求体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王琦和王大凡联络瓷艺家汪野亭(字平,号传芳居士,1884~1942年)、何许人(字德达,1882~1940年)、程意亭(字体孚,别号翥山樵子,1895~1948年)、毕伯涛(名达,别号黄山樵子,1886~1961年)、刘雨岑(别号澹湖渔、巧翁,1904~1969年),连同自己恩师邓碧珊共八人,相聚景德镇珠山龙珠阁,依各人所长领命配画。是年夏再聚五龙庵,遂确定每月农历十五举行雅集,取名“月圆会”,雅称“珠山八友”。除王琦、王大凡善人物、邓碧珊善鱼藻外,其他如汪野亭的青绿山水,何许人的粉彩雪景,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的翎毛花卉、花鸟草虫、松鹤水禽等皆很出众(图7、图8、图9、图10、图11)。1930年、1937年邓碧珊、王琦先后辞世,又有曾为瓷业美术研究社成员的徐仲南(名陔,号竹里老人,1872~1952年)及其好友田鹤仙(名青,号荒园老梅,1894~1952年)等几位名家加入。虽然徐、田二位山水、人物、花鸟均不逊色,为适应客商的不同需求,徐仲南改画竹,而田鹤仙改画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王大凡先生在其所绘《珠山八友雅集图》中题诗云:“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正是这个“志图新”,最终把单纯以工艺装饰为主的传统瓷绘技术升华到更具文化品位,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的纯艺术形式,可谓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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