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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乡土小说代表着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崛起。作为乡土小说的倡导者和开先河的作家，鲁迅的创作及文学理论表现出的是早期“五四”乡土小说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传达出浓厚的“弃父”倾向。而秉承鲁迅风气的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乡土小说家们，则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接替了“弃父”这一创作意向的传承任务。本文通过对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三位代表作家及作品的深入分析，阐释了现代乡土小说对传统所持有的批判与眷恋的复杂情绪。
关键词：弃父 现代乡土小说 批判与眷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在中国土地上自觉发生。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思想以直接、外显的方式促成了它的起步。然而，乡土文学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性的状态，它更是一种活性的能动的主体自觉。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先驱们对封建文化和乡村陋习进行了坚决地批判。他辛辣、强烈的批判风格对“五四”乡土小说及后来的乡土小说作家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秉承鲁迅衣钵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们，继续把目光投向社会和民众，小说风格偏向客观写实，甚至讽刺。“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乡土文化所体现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无疑成为作家们要攻击的靶子，无情地揭露其劣根性、批判其封建性，成为书写者的使命，曾经被热烈向往的“父亲”也很快成为了人们不满甚至唾弃的对象。一时间“乡土”被文人们无情地抛弃了，留下的仅有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渴望。于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号的鼓动下，人们纷纷要求“弃父”，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持。但这批“五四”乡土小说家们并非态度决然，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既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着种种丑陋的乡俗，又是在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关注农民的不幸。这样，当他们对文化冲突进行抉择时，就无法避免地陷入了两难窘境。
一 “引起疗救的注意”：开乡土小说先河的鲁迅
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而言，鲁迅在现代乡土小说模式开创过程中的原初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他的小说在忧愤深广的悲悯中，将笔触直指中国封建统治的脓疮，以强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拯救了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乡土国民的灵魂。鲁迅的乡土小说，通过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农民基本生活的摹写，揭露了依然处于传统礼制秩序统治下的乡村必然出现的愚昧落后、停滞不前、麻木不仁的丑恶，在对积重难返的传统的抨击中，发出了对民族生命与精神沉沦堕落的深刻喟叹。他以对乡土的背离及自觉出走乡土的创作，象征了他与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决裂。他对乡土的情感死亡，预示着他自己在感情上割断了与传统的最后的一丝联系。在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中，鲁迅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弃父”倾向，这是他在个人生活经历、社会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得出的必然的创作态度。
诚然，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特定身份决定了他必然是站在西方文化的基点上来反传统的。而他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家的身份，又决定了他的乡土小说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深层叙述功能。但值得关注的是，鲁迅一方面以现代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乡土社会，着力表现农民的辛苦、麻木，表现先觉知识分子的孤独和焦虑，从而揭示传统文化在现存秩序下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的价值立场，力图以西方文化来审视中国文化，从而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由此，除了批判与否定，鲁迅没有任何中庸的选择。事实上，他在肉体上失掉了乡土庇护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倚持，成了一个孤独的“无家可归者”。但鲁迅在封建传统上表现出的“弃父”倾向以及他对底层人民“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宗旨，对后期乡土小说的影响仍是极其深远的。
二 现代乡土小说的精神风貌
在“五四”时期，继鲁迅的“呐喊小说”、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之后，一群被生活驱逐到北京的青年作家以雄厚的创作实绩，在“实践意义上”创作了一批乡土小说作品，成为“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第一个成形的流派”。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侨寓的作者”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他们最终促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崛起。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许多可贵的品格，如：理性的启蒙精神；关注人生、关注下层民众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开放的艺术视野；对于“风土”之力的注重以及因此而得来的作品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等，都使得现代乡土小说起势不凡。
起于文学研究会的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群创作的作品被誉为“人生派写实小说”。这些作家的成熟作品都产生于“五四”之后，其中又以王鲁彦、彭家煌的成就最大。而其他的作家，如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几乎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点，显示了乡土作家的雄厚实力。
从地域的角度分析，这些作家均来自边远、闭塞、落后的乡村，为寻求现代文明，漂泊、滞留于都会，而后投入小说创作。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都市上海与北京成为了他们主要的集散地。在北京这座古城中，聚居着王鲁彦、废名、许钦文、台静农等，他们大多是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的成员或外围作者，以及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会员。他们中除废名师承于周作人外，其他作家基本都直接受过鲁迅的教诲与影响。与鲁迅直接有关的语丝社及《语丝》杂志的创刊；莽原社以及《莽原》周刊及附送的《京报》的发行，都为这批作家提供了阵地和成名的可能。寓居上海的乡土小说作家，主要有许杰和彭家煌，他们同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同时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发表乡土题材小说的作者还有漠华、王思玷、徐玉诺等。
20年代乡土小说所表现的地域文化主要有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仅这一地域就有鲁迅、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等重要作家；其次是两湖的荆楚文化，湖北的废名，湖南的彭家煌，贵州的蹇先艾，表现中原文化的徐玉诺。他们对不同地域的风土文化的绘写，共同向我们展示了封建、闭锁的乡村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心态，铺开了一幅多彩的乡村生活画卷。
三 批判与眷念：启蒙背景下的“五四”乡土小说
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当一批批评家在感叹“‘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时，“五四”乡土小说悄然出现，这些作品表现出描写农村生活、揭示农民的思想的创作倾向，作品迥然不同于当时还在流行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也没有很明显地洋溢“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青春朝气，而是展示了乡村的风格和破败，深刻揭示了农民的劣根性。这个流派的作家大多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尽管他们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得没有鲁迅那样深广，但同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充满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批判意识，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同时作品中还表现出对乡村的批判与眷恋的双重情感基调。
1 王鲁彦——谱写闭塞乡土世界的悲悯之歌
王鲁彦来自贫困落后的乡村，其敏感之处在于：他没有像其他很多作家那样过多地驻笔于农村破败衰落的情境和农民的愚昧麻木状态的描摹上，而是敏锐地把握到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滋生，独到地表现出浙东沿海地区变动着的社会风貌和正在萌芽的现代意识。他以乡土的眼光来审视城市文明的进步和弊端，在看到城市资本以牟利为目的涌入乡村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加快农村经济的破败和萧条。在这种城乡的双向流动过程中，作家耳闻目睹了农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等方面受到的剧烈的触动，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作家笔下的乡土多是沿海的、开放环境中的乡土，由此呈现的文化风情也往往裹挟着浓郁的半殖民地特色，所以乡土小说作为其乡土文化的载体，在描写“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们”，和“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上，也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与王鲁彦而言，其小说创作的超前之处在于不但通过民俗展示了乡土社会中庸俗的、恶劣的文化土壤，而且以自己农村生活的经验对乡土世界整体性有了重新发现，他已经体察到乡村社会无法抵御现代工业文明、技术文明的入侵，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于是人性的狭隘自私、赤裸裸的金钱欲，开始横行泛滥，许多国人茫然并走上歧途。王鲁彦就是在展览民族文化心理中固有的丑行，并用匕首戳开封建文化的面纱，疗救国人的魂灵，促使国人猛醒，从而呼唤现代化的到来。
2 许钦文——乡土世界里的爱憎徘徊者
鲁迅说过：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
鲁迅之所以形容许钦文的苦恼是失却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正说明他的作品充满着对恬静的乡村牧歌的悲悼之情。同时，在对其作品进行“五四”思想灌输的时候，许钦文也始终摆脱不了浪漫的田园牧歌和童年记忆的美好情绪的笼罩，故而内含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然，在鲁迅作品的启迪下，从《疯妇》开始，许钦文一扫哀怨的浪漫主义情调，仿照鲁迅小说尖锐犀利的格调，去抨击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小说《疯妇》从表面看，悲剧的制造者是婆婆，但置媳妇于死地的真正原因却是陋习和礼教的压抑和窒息。媳妇显然是无法超越常规礼教的桎梏的。小说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旧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的封建宗法制度，更是对宗法制乡村无形陋习的控诉。
3 蹇先艾——黔贵山区走出的悲剧美学家
在寓居北京的乡土小说家中，蹇先艾最惹人注目。鲁迅进行乡土小说概念的归纳，亦首先从他开始。他的作品虽不多，但篇篇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台静农那种较清晰和较深刻的哲学内涵，也没有王鲁彦和许钦文的作品主题的深刻，但他的乡土小说中所表现的悲剧美学效果却是相当浓重的。
寄居北京的蹇先艾受“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描写、关注着乡土。通过琐碎的叙事，表现出一个与启蒙知识分子不同的视角：乡村不再是演绎启蒙观念的载体，而是灌注了感情的生活化的乡土，“写出了他心曲的哀愁”。凡是忆中之事、目之所及，都是其叙述的题材。他对民众生活原生态的展示，“集中了现代贵州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军阀统治与盐烟经济桎梏下的哀乐苦痛、生死兴衰，构成了一幅立体的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他的作品“范围是狭小的”，故事情节单纯，没有复线结构，但却展示了“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伟大”，彰显出复杂人性的两面，在对故乡的忧思中，将乡土的描写与人道主义的启蒙关怀融为一体。再加之其小说中有大量浓郁地域性风格的描写以及大量的民间俗语、俚语，从而贴近了生命的本真，揭示了民间生活的本相。
总而言之，“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处于当时社会混乱的转型期，在那样的现实境遇中，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愁虑，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下，又显现出启蒙的现代意识：他们因身心漂泊而感怀，而他们的现代意识又使他们不忍目睹乡村的破败和愚昧，所以作品中有着感伤；他们有着悲愤的情绪，但又在理性的支配下以客观写实的笔法叙述着故事，所以作品又有着悲凉的气息。也正因为这种批判与眷恋的矛盾情感，使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风貌。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温如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5]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6]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贾剑秋：《哀痛的边地——论蹇先艾乡土小说的文化视角》，《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胡菁慧，女，1978—，安徽黟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关键词：弃父 现代乡土小说 批判与眷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在中国土地上自觉发生。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思想以直接、外显的方式促成了它的起步。然而，乡土文学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性的状态，它更是一种活性的能动的主体自觉。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先驱们对封建文化和乡村陋习进行了坚决地批判。他辛辣、强烈的批判风格对“五四”乡土小说及后来的乡土小说作家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秉承鲁迅衣钵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们，继续把目光投向社会和民众，小说风格偏向客观写实，甚至讽刺。“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乡土文化所体现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无疑成为作家们要攻击的靶子，无情地揭露其劣根性、批判其封建性，成为书写者的使命，曾经被热烈向往的“父亲”也很快成为了人们不满甚至唾弃的对象。一时间“乡土”被文人们无情地抛弃了，留下的仅有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渴望。于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号的鼓动下，人们纷纷要求“弃父”，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持。但这批“五四”乡土小说家们并非态度决然，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既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着种种丑陋的乡俗，又是在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关注农民的不幸。这样，当他们对文化冲突进行抉择时，就无法避免地陷入了两难窘境。
一 “引起疗救的注意”：开乡土小说先河的鲁迅
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而言，鲁迅在现代乡土小说模式开创过程中的原初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他的小说在忧愤深广的悲悯中，将笔触直指中国封建统治的脓疮，以强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拯救了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乡土国民的灵魂。鲁迅的乡土小说，通过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农民基本生活的摹写，揭露了依然处于传统礼制秩序统治下的乡村必然出现的愚昧落后、停滞不前、麻木不仁的丑恶，在对积重难返的传统的抨击中，发出了对民族生命与精神沉沦堕落的深刻喟叹。他以对乡土的背离及自觉出走乡土的创作，象征了他与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决裂。他对乡土的情感死亡，预示着他自己在感情上割断了与传统的最后的一丝联系。在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中，鲁迅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弃父”倾向，这是他在个人生活经历、社会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得出的必然的创作态度。
诚然，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特定身份决定了他必然是站在西方文化的基点上来反传统的。而他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家的身份，又决定了他的乡土小说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深层叙述功能。但值得关注的是，鲁迅一方面以现代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乡土社会，着力表现农民的辛苦、麻木，表现先觉知识分子的孤独和焦虑，从而揭示传统文化在现存秩序下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的价值立场，力图以西方文化来审视中国文化，从而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由此，除了批判与否定，鲁迅没有任何中庸的选择。事实上，他在肉体上失掉了乡土庇护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倚持，成了一个孤独的“无家可归者”。但鲁迅在封建传统上表现出的“弃父”倾向以及他对底层人民“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宗旨，对后期乡土小说的影响仍是极其深远的。
二 现代乡土小说的精神风貌
在“五四”时期，继鲁迅的“呐喊小说”、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之后，一群被生活驱逐到北京的青年作家以雄厚的创作实绩，在“实践意义上”创作了一批乡土小说作品，成为“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第一个成形的流派”。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侨寓的作者”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他们最终促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崛起。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许多可贵的品格，如：理性的启蒙精神；关注人生、关注下层民众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开放的艺术视野；对于“风土”之力的注重以及因此而得来的作品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等，都使得现代乡土小说起势不凡。
起于文学研究会的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群创作的作品被誉为“人生派写实小说”。这些作家的成熟作品都产生于“五四”之后，其中又以王鲁彦、彭家煌的成就最大。而其他的作家，如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几乎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点，显示了乡土作家的雄厚实力。
从地域的角度分析，这些作家均来自边远、闭塞、落后的乡村，为寻求现代文明，漂泊、滞留于都会，而后投入小说创作。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都市上海与北京成为了他们主要的集散地。在北京这座古城中，聚居着王鲁彦、废名、许钦文、台静农等，他们大多是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的成员或外围作者，以及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会员。他们中除废名师承于周作人外，其他作家基本都直接受过鲁迅的教诲与影响。与鲁迅直接有关的语丝社及《语丝》杂志的创刊；莽原社以及《莽原》周刊及附送的《京报》的发行，都为这批作家提供了阵地和成名的可能。寓居上海的乡土小说作家，主要有许杰和彭家煌，他们同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同时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发表乡土题材小说的作者还有漠华、王思玷、徐玉诺等。
20年代乡土小说所表现的地域文化主要有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仅这一地域就有鲁迅、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等重要作家；其次是两湖的荆楚文化，湖北的废名，湖南的彭家煌，贵州的蹇先艾，表现中原文化的徐玉诺。他们对不同地域的风土文化的绘写，共同向我们展示了封建、闭锁的乡村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心态，铺开了一幅多彩的乡村生活画卷。
三 批判与眷念：启蒙背景下的“五四”乡土小说
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当一批批评家在感叹“‘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时，“五四”乡土小说悄然出现，这些作品表现出描写农村生活、揭示农民的思想的创作倾向，作品迥然不同于当时还在流行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也没有很明显地洋溢“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青春朝气，而是展示了乡村的风格和破败，深刻揭示了农民的劣根性。这个流派的作家大多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尽管他们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得没有鲁迅那样深广，但同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充满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批判意识，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同时作品中还表现出对乡村的批判与眷恋的双重情感基调。
1 王鲁彦——谱写闭塞乡土世界的悲悯之歌
王鲁彦来自贫困落后的乡村，其敏感之处在于：他没有像其他很多作家那样过多地驻笔于农村破败衰落的情境和农民的愚昧麻木状态的描摹上，而是敏锐地把握到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滋生，独到地表现出浙东沿海地区变动着的社会风貌和正在萌芽的现代意识。他以乡土的眼光来审视城市文明的进步和弊端，在看到城市资本以牟利为目的涌入乡村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加快农村经济的破败和萧条。在这种城乡的双向流动过程中，作家耳闻目睹了农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等方面受到的剧烈的触动，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作家笔下的乡土多是沿海的、开放环境中的乡土，由此呈现的文化风情也往往裹挟着浓郁的半殖民地特色，所以乡土小说作为其乡土文化的载体，在描写“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们”，和“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上，也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与王鲁彦而言，其小说创作的超前之处在于不但通过民俗展示了乡土社会中庸俗的、恶劣的文化土壤，而且以自己农村生活的经验对乡土世界整体性有了重新发现，他已经体察到乡村社会无法抵御现代工业文明、技术文明的入侵，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于是人性的狭隘自私、赤裸裸的金钱欲，开始横行泛滥，许多国人茫然并走上歧途。王鲁彦就是在展览民族文化心理中固有的丑行，并用匕首戳开封建文化的面纱，疗救国人的魂灵，促使国人猛醒，从而呼唤现代化的到来。
2 许钦文——乡土世界里的爱憎徘徊者
鲁迅说过：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
鲁迅之所以形容许钦文的苦恼是失却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正说明他的作品充满着对恬静的乡村牧歌的悲悼之情。同时，在对其作品进行“五四”思想灌输的时候，许钦文也始终摆脱不了浪漫的田园牧歌和童年记忆的美好情绪的笼罩，故而内含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然，在鲁迅作品的启迪下，从《疯妇》开始，许钦文一扫哀怨的浪漫主义情调，仿照鲁迅小说尖锐犀利的格调，去抨击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小说《疯妇》从表面看，悲剧的制造者是婆婆，但置媳妇于死地的真正原因却是陋习和礼教的压抑和窒息。媳妇显然是无法超越常规礼教的桎梏的。小说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旧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的封建宗法制度，更是对宗法制乡村无形陋习的控诉。
3 蹇先艾——黔贵山区走出的悲剧美学家
在寓居北京的乡土小说家中，蹇先艾最惹人注目。鲁迅进行乡土小说概念的归纳，亦首先从他开始。他的作品虽不多，但篇篇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台静农那种较清晰和较深刻的哲学内涵，也没有王鲁彦和许钦文的作品主题的深刻，但他的乡土小说中所表现的悲剧美学效果却是相当浓重的。
寄居北京的蹇先艾受“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描写、关注着乡土。通过琐碎的叙事，表现出一个与启蒙知识分子不同的视角：乡村不再是演绎启蒙观念的载体，而是灌注了感情的生活化的乡土，“写出了他心曲的哀愁”。凡是忆中之事、目之所及，都是其叙述的题材。他对民众生活原生态的展示，“集中了现代贵州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军阀统治与盐烟经济桎梏下的哀乐苦痛、生死兴衰，构成了一幅立体的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他的作品“范围是狭小的”，故事情节单纯，没有复线结构，但却展示了“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伟大”，彰显出复杂人性的两面，在对故乡的忧思中，将乡土的描写与人道主义的启蒙关怀融为一体。再加之其小说中有大量浓郁地域性风格的描写以及大量的民间俗语、俚语，从而贴近了生命的本真，揭示了民间生活的本相。
总而言之，“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处于当时社会混乱的转型期，在那样的现实境遇中，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愁虑，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下，又显现出启蒙的现代意识：他们因身心漂泊而感怀，而他们的现代意识又使他们不忍目睹乡村的破败和愚昧，所以作品中有着感伤；他们有着悲愤的情绪，但又在理性的支配下以客观写实的笔法叙述着故事，所以作品又有着悲凉的气息。也正因为这种批判与眷恋的矛盾情感，使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风貌。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温如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5]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6]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贾剑秋：《哀痛的边地——论蹇先艾乡土小说的文化视角》，《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胡菁慧，女，1978—，安徽黟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