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腹婚“碰”上个贤能媳

　　20世纪初尚属清朝末年，湖北天门县的“诗书苑”中，曾传有“天门六才子”这一称号，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名列其中。不过他俩虽为诗文至交，所选的人生道路却不相同。祖父贺公侠曾求学于日本，乃同盟会会员，至“二次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中将参谋长一职。外祖父却似眼光更深远，年轻时代便无意仕途，先诗书耕读，后开馆授学，再兼开酒坊，遂成殷实大户。然而两人却曾相商，今后若生有年龄相当的儿女便结为姻亲。于是，我父母亲的患难情缘便由此“天成”。
　　1928年祖父病逝，祖母只懂吃斋念佛，其长子即我的伯父又长期抱病，那时父亲才14岁，偌大一家人的生活便无以为继，家道中落，靠典当旧物和变卖“参谋府”的一半住宅强撑度日。两年后父亲16岁，身高已近一米八零，且一表人才，确实称得上是风流倜傥，按当时的习俗已到成婚年龄，然而因家贫，羞怯往外祖父家迎娶母亲。没想到外祖父反遣人上门，议定了婚日，且嫁女时还陪送了丰厚嫁妆。父亲骤喜却又怀忧，一是因妻子比他大两岁多，担心她比自己“显大”；二是按他当时的“书生意气”，担心新娘子是否知书达理。

　　在巴东时，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两首诗词，写完却常将诗稿一推作罢。母亲便总是将那诗稿藏进一个扁形铁盒，再塞进枕头中。父亲深谢，母亲却答：“谢什么呢？自古就说丈夫是天，而文章可传世。”故至1945年，帮父亲集成《巴东诗稿》。其中有一首《望河山》云：“巫山巴岭一望收，黄河长江狼烟稠。寄语荒儿并两兰，长大勿忘复国仇。”

母亲以传统婚姻观念捍卫家庭

　　1947年，父亲被湖北省政府从省财政厅调出，任江汉专署堤防修缮处专员，结识了一位颇善诗文的季姓女士，遂坠入情网，后暗中派人往黑流渡老家，向祖母透露欲纳季氏为妾之意。母亲闻讯后，不发一言即往武昌。先找到季氏，不显愠怒反淡笑相告：“我是个按传统观念生活的女子，认为夫妻间感情必须专一，不赞成搞什么一妻一妾。如果贺天民非得这样，我就和他离婚，条件是他不准带走一个子女。”说罢放下50枚银元再语：“如果你愿意离开他，这点钱算是对你的感情补偿。”说罢即起身，不找父亲，自己寻一旅馆住下。
　　第二天，父亲即往母亲所住的旅馆赔罪，并带去母亲给季氏的那50枚银元，表白与季氏已断来往之意。母亲听罢正色作答：“我懒得听你啰嗦，只想说两点。一是你得明白，夫妻间一旦有了孩子，就不只有爱情，更有亲情。这亲情就是你的高堂老母，寡居的长嫂，以及她与你我的一大堆孩子。所以只要是个人，就得对这亲情负责！试想如此家境中若再掺个人进来，这亲情还能保证得了？二是有一件事我不免为你担忧，你说你一个月几个钱的薪俸，怎么养得起外室？是不是一当上这个临时专员，就在学过去最恨的贪官污吏，谋不义之财？如真那样，不枉负了你父亲在世时救国济民的意念？再说眼下局势不稳，老家乡下常抽丁派饷，弄得乡亲们早就呜呼哀哉，家里的酒坊也早没了生意，故你当这个小官是祸是福还尚未可知。依我看，人家共产党就挺得人心，像孝兰（伯母之女）她才十四五岁，就已暗做打算，往北方去投他们。所以说你得想长遠一点，遇事都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要知道你今年才33岁。”最后又说，“这道理或许你一时难想通，可我和你不同，听我父亲说，我的祖祖辈辈本就极穷，所以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早就在盼这世界有个均贫富的公平日子……” 　　没想到母亲竟一语成谶！第二年，解放军就占了半壁江山，父亲因“堤防专员”的事务已完，又回到财政厅，去当每月薪俸甚微的小科长，故全家的生活又陷入困境。加上当时物价飞涨，国民党当局又滥发金圆券，昔日的存钞全成了废纸，故母亲和伯母只得在老家街边支起口油锅，炸点糍粑、糯米团等吃食赚点小钱度日。未料此时两个“喜讯”反将母亲难倒——伯母的儿子绍同和我的长兄绍禹，分别考取了清华、南开两所大学，却筹不到学费。最终“当家人”母亲只好变卖首饰，送绍同去了清华，却为让家里少一张嘴吃饭，含泪让绍禹冒着极易成“炮灰”的危险，去了国民党的部队，使两人走上了贵贱殊异——一为著名土木专家，一为“苦穷作家”的人生殊途。倒是我堂姐孝兰“慧眼识途”，自1948年秋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2年离休，成了定居北京的“十五级南下干部”。

患难情缘的几个“情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母亲怕父亲因曾在国民政府任职受到惩罚，想到湖南华容县的注滋口镇曾有我外祖父购置的几亩“学田”，便携一家七口“避难”前往，仍靠母亲在街边支口油锅炸点吃食度命。此后的30年间，则经历了“生我”、父亲劳改、全家下放、父亲因属“国民党‘县团级’特赦”、父亲去世等几个“过程”。此间其患难情缘择几个“情节”表述——
　　“情节”一。1950年冬天，父亲被政府宣判为“没有血债，劳改七年”。母亲送其服刑时，当着押送人员对其赠言：“心要放公平，新中国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变好是不争事实，这正是老辈人（暗指我祖父）期盼的结果，所以切莫为过去是因各为其主叫屈，当放宽心去努力改造。”
　　“情节”二。1951年夏天，母亲生我，因没钱请人接生，只好自己剪脐带。同年秋天，母亲背着我，带着两斤烟叶和一包“黄米粉”，驱动小脚前往父亲服刑的200里外的大通湖农场，让父亲为我取名。父亲为我赐名绍东，说是寓“东方已强盛”之意，小名赐桓桓，说是盼能早日“还”家。
　　“情节”三。1954年，父亲因患水肿病奄奄一息，劳改农场派人将其抬回。母亲为其换衣时，因其全身已肿得像面馍，衣裤难褪，只好用剪刀将衣服全剪烂。当时左邻右舍都要母亲准备后事，母亲却搁下生意，往湖南汉寿、南县两县长途跋涉寻医，终于觅得一“黄鼓鱼炖绿豆”的“退肿”秘方，半月后便使父亲“消肿”，让他多活了28年。此后母亲又做了两件小事，一是将自己和父亲的头发各剪下一缕，缠在一起用火柴烧化，再将灰烬装入一个小玻璃瓶，嘴里同时叨念“结发夫妻”四字。二是竟“破天荒”动情作诗：“夫妻同林鸟，怎该各异飞？劫后结发在，午夜情仍回。”
　　“情节”四。1982年，父亲病逝，对儿女的临终遗言是：“我死后你们对母亲一定要孝顺，我们这个家，就是靠她一人救过来的。”最后又哽咽：“你们一定要为‘娘’（母亲）买个‘怀炉’，她天一凉就咳嗽不止，却一直舍不得花钱。”而那所谓的“怀炉”，就是个在铁皮盒内燃两根细炭的小匣，当时的市价也就两三元钱。

母亲古稀之年赴老家请回祖父遗像

　　1983年，母亲召集我们几个儿女，说打算只身回湖北老家一趟。我们皆惊，都执意不允，说您体弱多病，又已72岁，肯定经不住舟车劳顿。没想到母亲竟发了平生极少发的脾气，说你们懂得什么？人生大事就这么几件，该做的就得做，不做临死也不得瞑目，我们只好默然。未料母亲又接着说出藏了半辈子的几桩心愿，一是她记得老家曾有一尊用窑火烧制的祖父瓷像，如仍能寻见，就一定将它请回。二是她必须往曾、贺两姓的后人家看看，以唯一在世的长辈人身份，对他们交代些什么。三是祭祖，往已故的先人墓前烧几片纸钱。四是她始终忘不了娘家村口那株可遮半亩烈日的老白果树，真想再在那树下念书、绣花、听老辈人讲古，真想在那树下再歇歇脚，却不知那树还在么？
　　于是，母亲开始打点行装：买10斤红糖分为10包，又买下10包笋片，备作往亲人家时的见面礼。接着，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在川东石油钻探公司党委任职的、叫曾继祖的表哥亲赴湖南，助成了母亲的回乡之旅。
　　半个月后，母亲由老家亲人送归，将祖父的瓷像放在儿女的面前。但见那瓷像高约两尺，宽约半尺，搁放近百年后仍色泽尚新，一摸还滑如轻绸。一看祖父的容颜，真个是道骨仙风，清俊儒雅，只不过多了几分历尽沧桑的疲惫感。
　　没想到母亲竟打开话匣，如数家珍说起祖父的往事。一说他当年从日本回国后，曾为清末四川“保路运动”的主将，被总督赵尔丰悬赏五千大洋缉拿。二说他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曾被其委任为“韶关军官训练团”教务主任，且孙先生逝世后，还曾为其守灵。最后母亲话锋一转，说今后若条件允许，要我们将父亲的遗诗编个册子，却又说“要拣情趣高的编，消沉的少选”。我不禁问为何，她说：“消沉的东西，往往代表因自己的坷坎发的牢骚，可这种牢骚往往不是出以公心，就是说并不是能以现在大多数人都过得好为标准，易惹麻烦。所以为你们能活得顺畅，不宜将那种情绪传给后人。”
　　最后又似在发感慨，“中山先生有句话叫‘天下为公’，范仲淹有句话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要有那样的境界，才属较高层次”。随后母亲再这样“啰嗦”：“其实你父亲的诗文比不上古人，之所以想弄它，主要是想为后人留个念想……”

　　1990年，母亲病逝，享年79岁。病危时不准儿女抬她去医院，说她这是走顺路，大道同归，你们又都穷，免得糟蹋钱。在那时我才悟懂母爱的深重，才悟懂“视死如归”这词。后来我们将她与父亲合葬，坟址是在华容县城北去约10里处的“二朗湖”荒丘……
　　附注：贺公侠，1879年出生，原名贺大镜。1902年入北洋武备学堂。1908年东渡日本，参加刘静庵主持的日知会， 拜会孙中山后随日知会并入同盟会，并在振武军校学习两年。1911年5—6月领导发起已载入史册的“保路运动”，被官兵尊呼为“公侠”。1915年因反袁世凯称帝，曾同方声涛入狱8个月。1922年出任“韶關军官训练团”教务处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参谋长，授予中将军衔。1926年冬许崇智被蒋介石释去兵权逼走去沪后遂归隐回乡，以教蒙童为业。1927年为生活“勉任”鄂东镇守使，1928年病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