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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写下这篇往事。抗战前文化教育最发达的省当推浙江、江苏，但这两省在抗战时期先后都沦陷于日寇之手。这时，文教最发达的省当推曾出现过“曾左彭胡”四大名臣大儒的湖南省。
当时，湖南有75个县和一个省会长沙市。为便于管理，国民政府将其划为11个专署，每一个专署设一个专员及三四个科室。同时，每个公署设立不同专业的公立职业中专一所。此外，还设立了若干公立普通中学和护士学校。
当然，除了这些公立学校外，湖南还有一些著名的私立中学，如明德、岳云、雅礼、长郡（男校），和周南、福湘（女校）等等。
这些公校和私校共同构成了湖南战时的杰出中等教育系统，为抗日输出了力量，为战后的中国建设培养了人才。
当时的湖南省省长由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兼任，教育厅长是曾与胡适在美国同过学的浙江人朱经农，朱先生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曾任北大教授和上海教育局長。
湖南的战时教育在薛岳和朱经农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1个专区，11所中等专业学校的设立就是成绩之一。
例如我曾就读的第二专署（耒阳）第二职业学校（商业，金融）以及设在沅陵的第九职业学校（土木，水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薛岳指派云哥创办“九职”
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简称“九职”，是在1941年秋天创立的，创办人是我的四兄陈云章，我们弟妹都叫他云哥。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对于湖南人民而言则是顽强抵抗日军的长沙保卫战的时节。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湖南还大办教育，真是令人感动，也说明了湖南军民对抗日战争抱有必胜的信心！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了，而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也开学了。
陈云章
云哥于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在创办“九职”之前，曾在南京国防部城塞局担任过技佐，参加过修建抗日的碉堡工程。后来又到四川公路局担任工程师，参加了修建川湘公路和公路桥梁的艰苦工作。另外还在重庆三所学校：四川省立重庆工业学校、国立中央工业学校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担任过教师。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极好的国学教育和熏陶，因此他既有很好的工程实践经验，又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上扎实的人文基础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所以是非常好的工程学校校长人选，因此，薛岳指派他去创办“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
接受任命后，云哥就赶赴“九职”计划创建地——“湘西门户”沅陵，投入到了建校工作之中。在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学校很快就在炮火声中建成开学了，我到现在想起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有“湘西门户”之称的沅陵是一座美丽山城，沅水和酉水在那里汇集。背靠青山，两河交汇，“九职”就坐落在这个美丽幽静的地方，风景十分宜人。学校大门前是以薛岳的字“伯陵”命名的伯陵大道，战时这条路非常繁忙，撤退逃难的民众经过这条路继续往西，而国军和少数美军也常常在这条路上奔忙。
“九职”校园的规模不算小，面积有300多亩，中间有一个大操场。主教学楼是一座三层的洋房，名为“大禹楼”，教学楼对面是名为“国藩堂”的大礼堂，侧面是名为“睦邻里”的家属宿舍，山坡上还建有一座单身宿舍，名为“博学斋”。所有这些房子的名字都是身为校长的云哥起的，无不透露出他的人文观念。
名师云集，管理有方
家父陈天倪，是著名的国学大家，曾任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专等多所大学的教授。而他的朋友大多是一代名师，如章士钊、黎锦熙、杨怀中、刘宗向、曾星笠及刘善泽等。而云哥长我12岁，又跟随家父较多，所以他在这些大家身边的时间和机会也多，简而言之，他是在学者堆中长大的，而这些学者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例如刘善泽就曾有诗赠与云哥：
论交从古数刘陈，
分属通家宜最亲。
看汝飞腾吾已老，
当年曾识小麒麟。
由于生长在大师级的人文环境之中，加之他在大学受的教育及在重庆当教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深知一所学校的实力关键在于教师的实力，没有优秀的教师，谈何优秀的学校？他认为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没有优良的品德是不能做教师的，所以，“九职”的教师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学者，如——
数学家徐爵立，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系，不但数学功底扎实，而且性格幽默，长于讲授，能将被人认为枯燥的数学讲得生动活泼，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徐先生还兼任教务处主任，后来云哥离开学校后，徐先生就担任校长。徐先生还具文才，尤善笑话。曾以包君笑的笔名在当时常德《新潮日报》上发表“一日一笑”专栏。在“九职”后来搬迁合并到武汉以后，他还于1952年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写了“微积分”教材。
土木建筑专家李植基，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是优秀的土木建筑专家，1957年起至1980年，除了“文革”那几年外，曾长期担任长沙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
曾子泉，土木建筑专家，东北大学及中央大学毕业，后来曾担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米谷生，武汉大学毕业，土木建筑专家，后来曾担任长沙市城建局副局长。
周述之，湖南大学毕业，土木建筑专家，后来曾担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主任工程师。
陈述元，西南联大毕业，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也是一位诗人。后来曾担任贵州大学教务长和昆明工学院教授。
还有其他各专业的优秀教师多人。
由于“九职”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教师，加之云哥管理有方，所以，“九职”的教学质量一直很好。
“九职”教职工待遇是最好的 “九职”有严格规范的教学制度，以保证教学质量，这点是云哥的追求。但是，那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教育经费和物资供应都十分困难，而云哥则利用自己在军政工商各方面的关系，千方百计地做好后勤工作。
首先，在工资方面，“九职”教师的待遇，在那时的同等学校中是最高的。在抗战时，老师的工资一般是用法币发放，但由于战争，法币贬值很厉害，为了减少教职工的损失，学校将工资折合成大米发给大家。如，我的工资就是一担米，大约是120斤。沅陵系山区，难种稻米，当地老百姓多以红薯和玉米做主食，要在当地买大米很困难。但云哥与当时驻在常德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等高级将领有深交，他们常有军粮船往返于常德与沅陵之间，于是云哥就去常德采购大米，然后搭乘军粮船，运到学校，以解决教职员工工资和全校师生的生活問题。那时，沅陵的学校不少，包括像雅礼中学这样从长沙迁来的学校，但是“九职”教职工的待遇是最好的，令他们羡慕。
在学校管理层方面，“九职”采取的是精干、高效的人事政策，全校只有教务、训育和总务三个处，每个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且多是教师兼任。我在“九职”的工作是图书管理员和仪器设备管理员，全校的书籍、报刊、设备仪器都是我一个人管理。全校师生三四百人，包括校长在内全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六七人，以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况来看，似乎不可想象。而且这六七人中，还包括两名由省政府会计处派下来的会计。那时公营单位的会计都是由上级财务主管部门下派，不归公营单位本身管，而由会计处直接领导，所以能比较好地杜绝贪污现象。
云哥的学校管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学校里没有任何党派组织，当时的省立学校都有三青团组织，但是“九职”没有，因为云哥拒绝三青团的进驻。他认为学校就是自由研究学术的场所，所以他反对政治干预，同时也鼓励和保护学生的思想自由。学生周石麒用英文写日记，其中有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被人发现后，有人要处罚他。对此，云哥坚决反对并阻止。
云哥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人，在创办和管理“九职”的同时，他还接管并扩大了霍揆章的《新潮日报》。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带领“九职”的部分师生在长沙创建了湖南省第一家集现代设计和施工为一体的建筑公司“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是后话了。
毕业生给云哥磕头，感谢师恩
“九职”在全省招生，招生广告常常登载在各地的报纸上。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及格后，作为校长的云哥还要亲自面试。只有笔试和面试都合格的学生才会被录取。这在当时的工科学校里，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面试内容主要是看相貌是否端庄，衣冠是否整洁，言语之间是否有礼貌，是否显现出流痞之气。所以“九职”出去的学生都是品学兼有。这种“九职”培养出来的好品德，伴随学生终生。
两岸开放探亲交流后，有几位在台湾的“九职”学生，到长沙后找到了云哥，见面第一件事就是给云哥磕头，感谢师恩，而且以后每次回大陆探亲，必来看云哥。
云哥不但对招生要求严格，而且绝对不允许入校考试“走后门”。我本来也想进“九职”读书，可是云哥认为我基础不好，根本不允许我参加考试，更不要谈“开后门”免试了。他的内侄，他太太的亲侄子，虽然参加了考试，但由于成绩不合格，也没有被录取。
由于老师优秀，学生杰出，学校管理得法，“九职”在短短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例如：
高介华，著名建筑师，大学教授，曾主编《中华建筑》。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
韩伯鲤，武汉大学教授，在“九职”读书时就被誉为天才，且诗文俱佳。更难得的是，在他任大学教研室主任时，教研室没有一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学生毕业照，第二排坐者左起第13人为校长陈云章
蒋仲兰，浙江义乌人，曾任交通部主任工程师，为全国的交通系统，尤其是海南岛的交通系统，做出过很大贡献。
另外，还有武大教授刘孟穆，英年早逝的周石麒以及曾在美国从事飞机制造的连海声等，都是“九职”的优秀毕业生。
岁月远逝，梦里依稀
我是1942年9月到“九职”工作的，一直工作到1945年6月，因考取国立商学院才离开沅陵这座美丽的湘西边城，离开了“九职”这所令我终身难忘的好学校，那里留有我青春的身影和足迹。
最难忘的是在炎炎夏夜，我们一群年轻人爬上“九职”后面的山坡，躺在草地上，“卧看牛郎织女星”，听通晓天文的泉哥（曾子泉）讲天上的故事，时而晚风阵阵吹来，感到心旷神怡；时而又仿佛听到前方的隆隆炮响，挂念起前方正在浴血抗日的将士。这些梦幻般的过往岁月，都随着时间远逝了。
云哥走了，他的师友及学生，还有和我情同手足的蒋仲兰也都离去了。“九职”早已不复存在，很多历史文化遗迹都这样消失了，只留下我这95岁的老人在独自对空怀念，真是：风云变幻孰能期，得失存亡是与非。九十余年年限事，只从梦里得依稀。
（本文由陈云章之子陈家书协助整理，感谢石大壮参与收集相关资料）
当时，湖南有75个县和一个省会长沙市。为便于管理，国民政府将其划为11个专署，每一个专署设一个专员及三四个科室。同时，每个公署设立不同专业的公立职业中专一所。此外，还设立了若干公立普通中学和护士学校。
当然，除了这些公立学校外，湖南还有一些著名的私立中学，如明德、岳云、雅礼、长郡（男校），和周南、福湘（女校）等等。
这些公校和私校共同构成了湖南战时的杰出中等教育系统，为抗日输出了力量，为战后的中国建设培养了人才。
当时的湖南省省长由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兼任，教育厅长是曾与胡适在美国同过学的浙江人朱经农，朱先生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曾任北大教授和上海教育局長。
湖南的战时教育在薛岳和朱经农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1个专区，11所中等专业学校的设立就是成绩之一。
例如我曾就读的第二专署（耒阳）第二职业学校（商业，金融）以及设在沅陵的第九职业学校（土木，水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薛岳指派云哥创办“九职”
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简称“九职”，是在1941年秋天创立的，创办人是我的四兄陈云章，我们弟妹都叫他云哥。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对于湖南人民而言则是顽强抵抗日军的长沙保卫战的时节。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湖南还大办教育，真是令人感动，也说明了湖南军民对抗日战争抱有必胜的信心！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了，而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也开学了。
云哥于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在创办“九职”之前，曾在南京国防部城塞局担任过技佐，参加过修建抗日的碉堡工程。后来又到四川公路局担任工程师，参加了修建川湘公路和公路桥梁的艰苦工作。另外还在重庆三所学校：四川省立重庆工业学校、国立中央工业学校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担任过教师。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极好的国学教育和熏陶，因此他既有很好的工程实践经验，又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上扎实的人文基础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所以是非常好的工程学校校长人选，因此，薛岳指派他去创办“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
接受任命后，云哥就赶赴“九职”计划创建地——“湘西门户”沅陵，投入到了建校工作之中。在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学校很快就在炮火声中建成开学了，我到现在想起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有“湘西门户”之称的沅陵是一座美丽山城，沅水和酉水在那里汇集。背靠青山，两河交汇，“九职”就坐落在这个美丽幽静的地方，风景十分宜人。学校大门前是以薛岳的字“伯陵”命名的伯陵大道，战时这条路非常繁忙，撤退逃难的民众经过这条路继续往西，而国军和少数美军也常常在这条路上奔忙。
“九职”校园的规模不算小，面积有300多亩，中间有一个大操场。主教学楼是一座三层的洋房，名为“大禹楼”，教学楼对面是名为“国藩堂”的大礼堂，侧面是名为“睦邻里”的家属宿舍，山坡上还建有一座单身宿舍，名为“博学斋”。所有这些房子的名字都是身为校长的云哥起的，无不透露出他的人文观念。
名师云集，管理有方
家父陈天倪，是著名的国学大家，曾任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专等多所大学的教授。而他的朋友大多是一代名师，如章士钊、黎锦熙、杨怀中、刘宗向、曾星笠及刘善泽等。而云哥长我12岁，又跟随家父较多，所以他在这些大家身边的时间和机会也多，简而言之，他是在学者堆中长大的，而这些学者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例如刘善泽就曾有诗赠与云哥：
论交从古数刘陈，
分属通家宜最亲。
看汝飞腾吾已老，
当年曾识小麒麟。
由于生长在大师级的人文环境之中，加之他在大学受的教育及在重庆当教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深知一所学校的实力关键在于教师的实力，没有优秀的教师，谈何优秀的学校？他认为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没有优良的品德是不能做教师的，所以，“九职”的教师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学者，如——
数学家徐爵立，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系，不但数学功底扎实，而且性格幽默，长于讲授，能将被人认为枯燥的数学讲得生动活泼，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徐先生还兼任教务处主任，后来云哥离开学校后，徐先生就担任校长。徐先生还具文才，尤善笑话。曾以包君笑的笔名在当时常德《新潮日报》上发表“一日一笑”专栏。在“九职”后来搬迁合并到武汉以后，他还于1952年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写了“微积分”教材。
土木建筑专家李植基，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是优秀的土木建筑专家，1957年起至1980年，除了“文革”那几年外，曾长期担任长沙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
曾子泉，土木建筑专家，东北大学及中央大学毕业，后来曾担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米谷生，武汉大学毕业，土木建筑专家，后来曾担任长沙市城建局副局长。
周述之，湖南大学毕业，土木建筑专家，后来曾担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主任工程师。
陈述元，西南联大毕业，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也是一位诗人。后来曾担任贵州大学教务长和昆明工学院教授。
还有其他各专业的优秀教师多人。
由于“九职”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教师，加之云哥管理有方，所以，“九职”的教学质量一直很好。
“九职”教职工待遇是最好的 “九职”有严格规范的教学制度，以保证教学质量，这点是云哥的追求。但是，那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教育经费和物资供应都十分困难，而云哥则利用自己在军政工商各方面的关系，千方百计地做好后勤工作。
首先，在工资方面，“九职”教师的待遇，在那时的同等学校中是最高的。在抗战时，老师的工资一般是用法币发放，但由于战争，法币贬值很厉害，为了减少教职工的损失，学校将工资折合成大米发给大家。如，我的工资就是一担米，大约是120斤。沅陵系山区，难种稻米，当地老百姓多以红薯和玉米做主食，要在当地买大米很困难。但云哥与当时驻在常德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等高级将领有深交，他们常有军粮船往返于常德与沅陵之间，于是云哥就去常德采购大米，然后搭乘军粮船，运到学校，以解决教职员工工资和全校师生的生活問题。那时，沅陵的学校不少，包括像雅礼中学这样从长沙迁来的学校，但是“九职”教职工的待遇是最好的，令他们羡慕。
在学校管理层方面，“九职”采取的是精干、高效的人事政策，全校只有教务、训育和总务三个处，每个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且多是教师兼任。我在“九职”的工作是图书管理员和仪器设备管理员，全校的书籍、报刊、设备仪器都是我一个人管理。全校师生三四百人，包括校长在内全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六七人，以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况来看，似乎不可想象。而且这六七人中，还包括两名由省政府会计处派下来的会计。那时公营单位的会计都是由上级财务主管部门下派，不归公营单位本身管，而由会计处直接领导，所以能比较好地杜绝贪污现象。
云哥的学校管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学校里没有任何党派组织，当时的省立学校都有三青团组织，但是“九职”没有，因为云哥拒绝三青团的进驻。他认为学校就是自由研究学术的场所，所以他反对政治干预，同时也鼓励和保护学生的思想自由。学生周石麒用英文写日记，其中有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被人发现后，有人要处罚他。对此，云哥坚决反对并阻止。
云哥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人，在创办和管理“九职”的同时，他还接管并扩大了霍揆章的《新潮日报》。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带领“九职”的部分师生在长沙创建了湖南省第一家集现代设计和施工为一体的建筑公司“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是后话了。
毕业生给云哥磕头，感谢师恩
“九职”在全省招生，招生广告常常登载在各地的报纸上。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及格后，作为校长的云哥还要亲自面试。只有笔试和面试都合格的学生才会被录取。这在当时的工科学校里，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面试内容主要是看相貌是否端庄，衣冠是否整洁，言语之间是否有礼貌，是否显现出流痞之气。所以“九职”出去的学生都是品学兼有。这种“九职”培养出来的好品德，伴随学生终生。
两岸开放探亲交流后，有几位在台湾的“九职”学生，到长沙后找到了云哥，见面第一件事就是给云哥磕头，感谢师恩，而且以后每次回大陆探亲，必来看云哥。
云哥不但对招生要求严格，而且绝对不允许入校考试“走后门”。我本来也想进“九职”读书，可是云哥认为我基础不好，根本不允许我参加考试，更不要谈“开后门”免试了。他的内侄，他太太的亲侄子，虽然参加了考试，但由于成绩不合格，也没有被录取。
由于老师优秀，学生杰出，学校管理得法，“九职”在短短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例如：
高介华，著名建筑师，大学教授，曾主编《中华建筑》。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
韩伯鲤，武汉大学教授，在“九职”读书时就被誉为天才，且诗文俱佳。更难得的是，在他任大学教研室主任时，教研室没有一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蒋仲兰，浙江义乌人，曾任交通部主任工程师，为全国的交通系统，尤其是海南岛的交通系统，做出过很大贡献。
另外，还有武大教授刘孟穆，英年早逝的周石麒以及曾在美国从事飞机制造的连海声等，都是“九职”的优秀毕业生。
岁月远逝，梦里依稀
我是1942年9月到“九职”工作的，一直工作到1945年6月，因考取国立商学院才离开沅陵这座美丽的湘西边城，离开了“九职”这所令我终身难忘的好学校，那里留有我青春的身影和足迹。
最难忘的是在炎炎夏夜，我们一群年轻人爬上“九职”后面的山坡，躺在草地上，“卧看牛郎织女星”，听通晓天文的泉哥（曾子泉）讲天上的故事，时而晚风阵阵吹来，感到心旷神怡；时而又仿佛听到前方的隆隆炮响，挂念起前方正在浴血抗日的将士。这些梦幻般的过往岁月，都随着时间远逝了。
云哥走了，他的师友及学生，还有和我情同手足的蒋仲兰也都离去了。“九职”早已不复存在，很多历史文化遗迹都这样消失了，只留下我这95岁的老人在独自对空怀念，真是：风云变幻孰能期，得失存亡是与非。九十余年年限事，只从梦里得依稀。
（本文由陈云章之子陈家书协助整理，感谢石大壮参与收集相关资料）